从孙冶方的叙述来看，“江浙同乡会”或者说是“储金互助会”，只是同乡之间的感情联络，或者是同学间经济方面的友情互助。这件事情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由于董亦湘是“教务派”，所以这件事情又自然地与留俄学生中的“支部派”与“教务派”之间的斗争纠缠在一起，同时随着莫斯科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同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日益尖锐化，人们对党内小组织格外警惕，于是向忠发向米夫提出要进行政治追查。但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速度令向忠发很不满意。1928年6月5日，向忠发和苏兆征（于1928年3月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并与向忠发一起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表示，他们到莫斯科来已经几个月了，早就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些中共今后工作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共产国际也就这些问题作出了具体决定，“但是我们作出的决定依然是决定，问题依然是问题。我们不能及时做这样或那样的工作，而许多问题正是要求及时进行解决，否则就会复杂化，还会对其他问题产生影响”。接着，他们在信中列举了10个应该解决却没有及时解决的问题，其中被列为第一个问题的就是“江浙同乡会”。他们说：

这个反党组织还是在今年1月份发现的。当时东方部（应是东方书记处——引者注）建议我们指派几个忠实的同志就近了解这个组织的活动和工作情况，以便尔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根据米夫同志的建议，中国劳动者大学支部局成立了调查此案的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之一恰恰是成立该委员会所要调查的组织的拥护者。因此，这个组织的活动暂时停止了，并且变得更加秘密了。这时米夫同志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试图通过教育工作使“同乡会”成员自觉地同该组织断绝关系，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后来决定对“同乡会”采取组织措施并立即实行。过了两天，米夫同志公开宣布了这个决定。5月初，又决定过几天后再实行这些措施，以期再收集一些材料，先在军校解决问题，然后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再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解决问题。这一拖竟一直拖到今天。问题因此变得复杂化了。······

我们认为，“同乡会”问题已经不是比如说同反对派的理论斗争，我们现在没有必要放慢处理速度。处理的越快越坚决越好。要立即消灭这个组织。

接到向忠发等的信后，6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委员会召开会议就“江浙同乡会问题”作出下列决定：

（1）责成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收集有关同乡会的材料，并让中国共产党代表了解这些材料。

（2）不反对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了解这些材料之后，（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向（有中国学生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孙逸仙大学和军事学校等）高等院校的所有支部和党员发出公开信，说明同乡会的性质和活动问题。

（3）不反对中国代表团在了解这些材料和作出一定决定之后，同那些可能与同乡会首领有联系的学生谈话。

（4）再有，中国代表团在了解材料之后，对被军校开除的同乡会首领应采取哪些进一步措施，要提出建议。

（5）责成东方部同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协商后，向中国学生发学生成份调查表。

但是“江浙同乡会”毕竟不是一个秘密反党小组织，所以克格勃怎么侦查也查不出它的章程，以及它的组织结构系统。相反，在追查期间，留俄学生之间互相揭发、攻击和猜忌，人人不得安宁，而那些受到嫌疑的学生更是天昏地暗，在人间地狱中度日如年。因此，学生们因为“江浙同乡会”问题不断上书、上访来莫参加六大的中共代表们，造成局势不稳，给米夫带来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米夫于6月26日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在中大党务报告会上，突然宣布“江浙同乡会”组织已经解散，清查工作结束。他明确要求中国学生迅速停止关于这个问题的争吵，着手改善同志关系。

1928年7月中旬，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宣告闭幕。向忠发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烧向“江浙同乡会”。7月14日，他召集代表团开会，当众宣布“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和中央查处这一反党秘密组织的决心。向忠发作完报告后，王明接着作了对“江浙同乡会”盖棺论定的系统发言。其发言共分为五个部分：（1）江浙同乡会的来源；（2）江浙同乡会的实质；（3）江浙同乡会的行动；（4）江浙同乡会的前途；（5）我们对江浙同乡会应采取的办法。王明认为，江浙同乡会的来源是中山大学此前的派别斗争，即所谓“教务处派”和“支部派”之争，其基础是教务处派，即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人。在王明发言的基础上，会后形成了一个《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这个中共中央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正式文件，是由向忠发亲自主持制定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新中央解决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的基本依据。向忠发做完这项工作后离莫回国了。于是问题便历史地摆到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面前。

一边是学生不断地到代表团反映情况，上诉上访，一边是新中央作出的要求严厉处罚的决定，于是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等决定前往克格勃要求查阅有关材料。但是他们被告知，有关此一事件的所有资料都被苏共中央监委调走。原来是左权、陈启科、胡世杰、尤赤、郭景纯等因“江浙同乡会”问题而被开除的军校学生，6月底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信申诉。7月下旬，他们又直接前往克里姆林宫求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结果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接见了他们，并决定接受中国学生的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