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苏共中央监委召集有关各方如共产国际、苏联军委和克格勃的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宣布由上述三方加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同成立“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负责调查解决这一问题，雅罗斯列夫斯基自任主席。参加事件调查委员会的中共代表团代表是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经过近半个月的阅读材料、听取证词、与各方负责人谈话等，雅罗斯列夫斯基于8月10日正式向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根据该大纲的意见，联共（布）中央监委起草了《关于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指控被怀疑参加这个互助会的同志反党、反革命、与国民党右翼军阀分子有联系、支持（谭平山等人的）第三党、试图夺取中共领导权和实现这类政治目的，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并认为“江浙同乡会”一案“已被撤销”。决议责成由皮亚特尼茨基、索尔茨（共产国际监委代表）、雅罗斯列夫斯基、米夫和中共代表团代表组成委员会，起草告苏联境内全体中国学生书，“在各学校的中国学生大会上宣读这个号召书，并举行座谈会，彻底消除互不信任气氛和互相中伤等行为”；其次，“重新考虑”涉案被处理学生的“调离问题”；再次，“向米夫同志指出，他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学生大会上，根据未经核实的材料，说存在地下组织，并且未在任何相应的党的机关提出这个问题，他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当时中共代表团参加这次联席会议的代表是周恩来和苏兆征。瞿秋白因病没有出席会议，自从4月离开上海来到莫斯科后，他接连参加了两个“六大”，紧张的工作，过度的劳累，使他的沉疴肺疾复发。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周恩来和苏兆征并没有轻易接受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结论和联共（布）中央监委的决议。中共代表团仍然坚持向忠发的意见。但是，通过调查和这次会议上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周恩来等人也意识到，前此向忠发等人和克格勃用来为所谓“江浙同乡会”及其嫌疑者定案的种种证据，确实很难完全成立。有鉴于此，中共代表团不得不在下列两方面作出重要妥协：一是放弃对众多学生的指控，将“江浙同乡会”分子锁定在蒋经国、卢贻松、孙冶方等12人身上，周达文被排除在外，而俞秀松则被置于怀疑之列（图77）；二是依据新中央通过的决定，坚持对“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党性质的怀疑，但把它当作内部问题来定性和处置。

在此基础上，8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致信联共中央政治局和联共中央监委，表明对“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态度。8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受理了中共代表团的来信。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安排下，苏共中央监委、克格勃和中共代表团再次举行联席会议，以期达成三方一致的意见，但这种协调和努力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虽然中共代表团在对“江浙同乡会”性质认定问题上已作了重要妥协，但与联共中央监委仍然存在着分歧，如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存在过；它的性质至少是党内以同乡或亲友为基础的秘密派别组织，其发展前途有成为政治性质的可能；对其成员必要时仍须诉诸组织办法加以制裁，等等。实际上是因为中共代表团已经让无可让了，再让下去，总书记向忠发过去的一切说法和中共中央就此得出的结论，必将全部推翻。那样的话，新中央的威信将要受损，因此事而在中国留学生中间形成的严重对立，将使早已存在的派别问题更加复杂化。

面对复杂微妙的局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放弃以各方联席会议方式解决“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打算。1928年9月6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江浙同乡会的决定并通过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书草案”。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到此为止了。但此后关于“江浙同乡会”到底有还是没有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留学生，有的认为有，有的认为没有，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对立情绪非常严重。

前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整个处理“江浙同乡会”事件上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后来不得不接受的妥协，看起来与瞿秋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一直在苏联南方巴库地区疗养，只靠信件（可能还有电话）与周恩来保持联系，自始至终没有参加联席会议。但是，由于他是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又是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周恩来的意见肯定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因此可以断定，瞿秋白对“江浙同乡会”性质的认识，并不是像有些回忆文章、传记及一些著作所认为的那样，一开始就意识到它是非政治性的，是一个冤案。他同周恩来一样，肯定要受到向忠发对此事态度的影响，特别是向忠发当了总书记以后。当然，联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停止公开处理此一事件的决定，瞿秋白、周恩来也不得不听。

表面上看，瞿秋白与“江浙同乡会”迄今为止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实际上，他还在巴库疗养期间就已陷入这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纷之中。早就有人别有用心地将他指为“江浙同乡会”的后台。还在雅罗斯列夫斯基调查“江浙同乡会”问题期间，就有人反映说：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与“江浙同乡会”有嫌疑，说瞿秋白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组织自己的一派，而那些“江浙同乡会”的人为使同乡会得到发展，必然与瞿秋白等人发生关系。这种“分析”可谓有鼻子有眼，让人忍俊不禁。它表明因“江浙同乡会”问题引起的猜忌、倾轧有多么严重和可怕。到1929年，在苏联的政治大清洗中，“江浙同乡会”更成为王明和米夫等人排斥异己、打击瞿秋白的一把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