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武装保卫苏联”问题

1929年7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起因是南京政府想收回中东铁路，7月10日，下令解除中东铁路苏方局长和副局长职务，以武力占据中东铁路。随后，苏联政府指责中方行为是非法行为，并宣布与中国绝交，派出大批军队进入中国，发生武装冲突。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斯大林下令，将苏联远东境内的华工组成一支武装队伍，驻苏中边境伯里附近的红河，称“红河赤卫队”。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瞿秋白等人商量后，决定派在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伯承去赤卫队担任队长，黄平去任党代表。9月15日，他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谈及处理中东路事件时说：“决定派黄平去组织一满洲局。你们立刻恢复满洲省委，使之与远东苏联党的边疆委员会及黄平发生关系。此间有特派员到上海，务必与之接洽。”11月4日，瞿秋白在给黄平的信中说：“准备的队长是刘伯承，此人已经动身。”

据黄平在《往事回忆》中说：

九月间我回到莫斯科。瞿秋白对我说：张学良上了蒋介石的当，抢了中东铁路，把苏联局长驱逐出境。这就是一九二九年的中东铁路事件。斯大林要我们组织一个苏联远东境内华工的武装队伍，以便必要时开入中国。瞿秋白指定我当党代表，刘伯承当司令。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直接影响到1929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第四封指示信（即“十月指示信”）的“左”倾程度。中苏满洲冲突发生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会议，“责成中共中央在北满采取措施，加强在工人、农民、铁路员工中，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工作”。10月7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写信，指示在满洲组织起义，发动革命运动，组建由中国人组成并由中国人当旅长的“两个团建制的旅”，其任务是：发动满洲军队起义，扩编成师，占领哈尔滨，建立革命政权，等等。因而，瞿秋白代共产国际起草给中共中央的“十月指示信”明确提出：

由于满洲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

接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指示信后，向忠发和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在对中东路事件的宣传和行动方针上，遂提出“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这使自大革命失败后在政治上一直保持沉默的陈独秀，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在陈独秀看来，中共中央提出的“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完全是不顾及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口号。于是出现了所谓的“陈独秀问题”。

5．赞成开除陈独秀党籍

瞿秋白在莫斯科期间，还有一个摆不脱的任务，就是批判陈独秀。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问题一直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密切关注但悬而未决的问题。八七会议召开时，陈独秀就在武汉，但由于形势紧张、会期短暂，以及担心他到会会引起争论以至不能完成会议的预期任务，所以没有通知他参加会议。会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到陈独秀的藏身之处，向他通报了八七会议的情况和有关精神，并劝他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讨论有关中国问题，但被陈独秀拒绝。六大召开时，瞿秋白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及起草的政治决议中，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也没有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他一人身上。而陈独秀在政治上也一直保持沉默。但是，1929年春陈独秀看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论著后，认为他关于中共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以及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分析完全正确，于是思想上与托氏产生了强烈共鸣，并开始在中共党内组织“左派反对派”。中东路事件后，陈独秀对联共和中共中央采取的对策和做法不满，从8月至10月，接连给中央写信，全面批评中共的方针政策，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和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提出与党对立的主张。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约他谈话对其劝说无效后，9月7日，米夫和库丘莫夫给远东局写信指出：

建议（以中央决定的形式）陈独秀立即就党的策略问题作出表态。继续不明确态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要么争取使他在彻底承认错误和接受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

显然，莫斯科想逼迫陈独秀作出选择。但是9月30日，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在上海写信给共产国际说：

陈独秀同托派结成了联盟，他们一起建立了自己的中心并将自己的活动纳入到这个组织里。

陈独秀问题、改组派问题、托洛茨基问题、中东路问题等，使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指导的“左”倾调子越来越高。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29年第四封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即“十月指示信”，瞿秋白起草）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同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纲领进行无情的斗争；必须继续加紧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本质；应当把自己队伍中那些隐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取消主义分子清洗掉。

10月30日，瞿秋白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

最近的来信提起陈独秀问题，我已报告国际。现在国际对于汪陈派及最近国内混乱，已有一决议，其中提到中国党内反右倾的任务，认定反对陈独秀的取消派外，还要知道主要的党内危险是暗藏的机会主义。

11月上旬，为了表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立场，瞿秋白撰写了长篇论文《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在文章中，他公开点名批判陈独秀，指出“陈独秀的反党斗争，现在已经是公开的树起取消主义的旗帜”。

11月14日，他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

至于独秀，则必须采取“组织上的决定”，提出开除的问题。因为他是完全的取消主义，已不成其为党内派别。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驻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由于陈独秀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还需要申报共产国际审核批准。一个月后，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寄去了关于陈独秀等的材料：一是审批；二是要求中共代表团明确表态；三是要求中共代表团向即将回国的党员留学生宣传，在留学生党支部公开讨论，以求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于是，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列宁学院等学校里开展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宣传教育活动。12月3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专题报告，会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