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的决定是正确 的。把这个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并给予陈独秀在两个月期限内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的权利，让他自己来说清楚问题。把关于陈独秀的材料分送给主席团各位委员。

但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作说明。与此同时，他公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和参与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表达其政治主张。至此，他与中共的直接关系基本结束。

就在瞿秋白处理中东路事件、陈独秀问题的过程中，他又面临着国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1929年8、9月间，在对待中国革命形势等问题上，驻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向忠发、李立三等人产生了诸多意见分歧，希望瞿秋白能够回国工作。因此，9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写信说：

李立三说，中央没有威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农民问题的来信贬低了中央的威信。······有瞿秋白从你们那里回来的问题，因为需要人从事理论工作。整个这项工作现在落在了李立三的肩上，而他有很大的的缺点，虽然他是一个很有活力和能力的同志。

11月21日，远东局“鉴于最近中共一些政治局委员被捕”，给莫斯科写信说：“我们认为，有必要让瞿秋白回来。”但是远东局的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支持。12月3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认为目前不能让屈维它同志（即瞿秋白——引者注）回国······要在东方书记处的工作中使用屈维它同志，让他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以便使他在回国之前能够取得国际经验”。

但是，由于莫斯科激烈的反倾向斗争和联共“清党”运动的冲击，致使瞿秋白在莫斯科的岁月大多时候是与冷酷的政治倾轧以及无法排遣的政治忧伤相伴的。最后身处动荡政治环境里的瞿秋白，不仅被冷风恶雨打得身心俱疲，而且其胞弟景白也因此“失踪”，而他则顶着共产国际给的“处分”回到国内。

真是幸也莫斯科，伤也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