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面临王明宗派小集团“逼宫”

共产国际十月指示信到中国后，被王明宗派小集团利用，使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遭到“逼宫”的压力。

王明是1929年3月底4月初被共产国际派回国的。当时党中央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准备安排他去苏区。但是在护送他去苏区的交通员已经准备就绪的时候，王明又表示想要留在上海，在党的机关工作。于是，中央又改派他到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11月，王明因出席工联会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在上海沪西吴淞江畔的曹家渡被捕。面对巡捕的讯问，他虽然报了假姓名，但却供出了真地址，并且严重违反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托巡捕给党的机关送信，请求营救。1930年2月，王明被保释出狱后，中央在审查他的被捕经过和他写给中央的信后，认为他有泄密之嫌，便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此后王明消沉了一段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使王明有了攻击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和李立三的机会。大约在1930年4、5月间，原来在莫斯科与王明走得比较近的王稼祥、秦邦宪、何子述等人被派回国。于是王明经常与他们一起交换意见，并不断地找政治局负责同志向忠发、李立三、项英等人“作诚恳谈话”（王明之语），甚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对李立三的《报告》和“六·一一决议”的某些提法提出批评，指责李立三是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他们分别多次给莫斯科的米夫写信，反映情况。他们的行为令向忠发和李立三十分恼火。6、7月间，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国后，向中央报告了王明等人在中山大学搞派别活动的情况。这更加使李立三、向忠发觉得有必要敲打敲打王明等人，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于是中央宣布王明等人政治上是“右派”、组织上是“宗派”分子，并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罚。被处罚后，王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给米夫以及其他共产国际领导人写信“诉苦”，并报告他们与李立三、向忠发之间的斗争。因此给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一个反立三路线英雄的印象（图89）。库秋莫夫在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说：

他（指王明——引者注）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三个月到六个月。······这里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做错误，却对他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在同一会上，皮亚特尼茨基说：

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允许的。

其实，王明与李立三在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是“左”的，有时王明比李立三更“左”一些。

王明被处分后，中央将他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在这里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对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王明曾经表示拥护。但是他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一贯以共产国际的意见为意见，六届三中全会是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召开的，所以他对三中全会不得不表示“拥护”；另一方面，他对六届三中全会的主持人是瞿秋白这一事实心里感到别扭。因为，瞿秋白在莫斯科时就不支持他，不欣赏他，对他在留俄学生中搞个人圈圈的小宗派行为十分反感。而六届三中全会是专门为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而召开的，结果因反对李立三、向忠发而受处分的王明等人，会后不但没有被褒奖和重用，而且连对他的处分也没有撤销。因此，六届三中全会后他心里藏满了对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不满。10月17日，他给米夫写信说：

老板们（不只是一个老板）患的病过于严重。这种病具有很深的社会历史根基和来源。对这种病的治疗只局限于寄来决议和撤消有关领导人的职务（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采取坚决的进一步的措施。应该根除对公司中某个人，特别是对莫斯克文（周恩来）等人的任何幻想（这样的幻想以前我和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现在被事实完全打破了），对他们之所以有幻想，是因为他或他们能够理解和做得更好些。历史会抛弃他们。

“老板”指中央领导人，“公司”指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到中国后，在中共党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封国际来信启发和刺激了王明，使他率先举起了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大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王明先于中共中央和瞿秋白知道“十月来信”的精神。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时，王明的朋友们沈泽民、夏曦、陈昌浩、何克全、李竹声等8人尚在莫斯科，他们从共产国际和米夫那里了解到“十月来信”的精神和背景。10月下旬，他们相继回到上海后，没有把“十月来信”的精神报告中央，而是首先告诉了王明。王明如获至宝。

王明知道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精神后，与秦邦宪（即博古）联名于11月13日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而此时中央政治局还没有看到这封信。因为这封国际十月来信由沈泽民于11月13日带到上海，在先给王明等人看后，16日才送交到瞿秋白手里），开始以激烈的言词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指责三中全会“对于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差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各种会议、党报上的解释等）迅速地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在他们看来，三中全会的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继续。四天后，即11月17日，他们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主要是大谈他们反“立三路线”反得早，反得原则强，反得持续不断，反得顾全大局，反得充满信心。在信的最后，王明等人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一是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二是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他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消对他们的处罚；三是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他们的污蔑和造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