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并非多余的话：之华，我走了······

离开党的领导机关，从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解脱出来后，瞿秋白主动走进革命的文学领域，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从1931年1月到1934年1月，在夜气如磐的上海，他整整三年同冯雪峰、鲁迅、茅盾、丁玲、夏衍等共同战斗在革命的左翼文艺战线。

这期间，他与冯雪峰（1931年2月调任“左联”党团书记，次年2月又担任“文委” 书记）相识，在他的帮助下租住在爱好文学又同情革命的儒商谢澹如家（紫霞路68号），与冯雪峰成为肝胆相照、情深谊笃的革命战友，并参与领导“左联”的工作和整个左翼文化运动；他与鲁迅结成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深厚交情，在警车长啸、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生存环境中，有好几次是鲁迅帮他和杨之华躲过叛徒特务的追踪和捕捉；他与丁玲之间从青春岁月时的纯真友情成熟地发展到一个更高更新的精神境界，并不仅仅是“一个冷静的编辑同一个多才的作家”的关系，1932年3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席了丁玲的入党仪式；他与茅盾从1923年就开始的革命情谊，在相互鼓励、支持又相互切磋、磨砺的岁月中更是发展成为政治上、文学上的至交与诤友。回到文学领域这个他时时眷念的所在，瞿秋白给朋友们的印象是：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心情。他保持着平静安详的心态和风度，为当时正在迅猛发展的左翼文学运动和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瞿秋白虽然被赶出了中央政治局，但是他还是中央委员，他并没有将自已完全置身于中央工作之外。1931年，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的地下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中央面临着如何整理和保管日益增多的秘密档案文件问题。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和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鉴于现存的中央文件十分杂滥，不便于秘密管理，便委托瞿秋白想办法解决。瞿秋白接到任务后，很快就起草了一份党内文件——《文件处置办法》。周恩来看完后，批示道：“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瞿秋白草拟的文件处置办法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央文件应当分为四大类，即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包括国际对中国问题议案、致中央或全党信；中国党的全国大会、中央全会之议案以及记录和到会人数、代表之区域、代表分类之表格等材料），对外宣言和告民众书等，中央政治局记录及常委重要问题讨论记录等，中央议决案及通告、宣传大纲（包括党员个人致中央的重要信件等）。所有这几大类的文件，都要按时日编号，记明年、月、日，愈详愈好。

二、所有上述四类条目每一类都要编一总号数，同时在每一件上另行注明小类的号数，小类可分为政治、苏维埃、组织、宣传、妇女、军事、农民（土地）、职工、青年、党内问题（包括反倾向的决议、通告、指示以及国际处罚党员问题、个人申明书等）。除总号数抄下的目录外，还要依据分类号数，再编抄一本分类目录。

三、各省区材料，中央所接到的，亦照此办法。先分省、分区，各编总号数，时日以中央收到的时日为准，按次排编。

四、凡是事务性质的来往函件，以及绝无内容报告等等，均可以销毁。

五、中央及地方、团体的机关报须尽力保存一全份，并须另置一适当的地方。须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

六、中央所取得的全总、苏维埃政府文件、C.Y.中央、互济会等的文件，按同样方法，如同另一本目录，而亦加分类之后，分别编到中央总的分类目录之中。

七、事务性质及小信，只须将内容简要的记入一本流水账，可随时毁去，勿使积存。

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可以说，这是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文件管理的规定。它的最后一句话，表明瞿秋白对革命充满信心，充分认识到保存文件的长远意义。

瞿秋白离开中央领导机关投身文学领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政治斗争的关注。1932年1月2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创办了党内刊物《斗争》，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张闻天担任主编。瞿秋白除了在《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等党报党刊上经常发表时政论文及杂文外，还积极为新创办的《斗争》撰稿，其文章署名“狄康”。这些文章，紧密联系时事新闻，运用杂文手法，冷嘲热讽，针砭时弊，以小见大，尖锐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的变化及其图谋。但是，瞿秋白没有想到他的文章却招来了在全党范围内的再次被“无情斗争”。执行这次斗争任务的是王明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李竹声（1934年6月被捕后叛变，成为中统特务）。临时中央局迁移到苏区后，李竹声被博古指定为上海中央局书记。为了配合博古等人到中央苏区后开展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罗明即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和“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李竹声在上海揪出瞿秋白作为斗争的靶子。

9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主要有四条：

（一）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见《斗争》四九、五0及五一几期，特别是关于庐山会议的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确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二）在党严重地指出他的错误以后，根据他的声明书与在会议上的发言，证明他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没有诚恳的揭露这一次错误的内容，实质及其根源，而且加深了自己的错误，认为他的错误是偶然“流露”与“过分估量了革命的形势”，根本否认是有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甚至多方掩饰，拒绝在党的会议上承认自已的错误。中央认为这种机会主义的抵抗，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已的机会主义的武装，在全党面前公开的诚恳的揭露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实质。

（三）中央认为这样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居然能在《斗争》上好几篇文章中发现，这证明编者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与缺乏布尔塞维克的警惕性。······

（四）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已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地打击对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围剿”的决议。

上面《决定》里提到的几篇文章，是瞿秋白1933年发表于《斗争》第48期上的《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临死的呼号》，第49期上的《又是一笔卖国账》、《庐山会议的大阴谋》，以及第52期上的《宁可送热河，不可失南昌》、《狗抢骨头吃》、《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外债政策》等文。

斗争刚开始时，瞿秋白对这次全党范围内的严厉批判并不服气，他在写给《斗争》编辑部的信——《我的错误》中，虽然承认自己的文章有些错误，但也作了一些辩解。在党小组会上，他心平气静地申述自己的不同意见，没想到李竹声气愤地说道：“像你这样的人，我只有把你一棍子敲出党外去！”接着，他从八七会议一直讲到1933年，历数瞿秋白所犯的种种“错误”。9月27日，瞿秋白服从组织处理，写了长达3000余字的书面检查——《我对于错误的认识》。他按照中央关于他错误的《决定》定下的调子，深刻地检讨自己说：

我的那些短评，以及其他的文章，虽然没有有系统的叙述我个人对于革命形势的总观点，但是这些意见，不会没有整个的观点做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意见有一个有系统的整个的立场。这立场是不是和中央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相同呢？不，不相同的。这是个机会主义的立场。······

当我还没有了解自己的错误立场的时候，我还是用“不知道许多材料、事实和消息”来辩解自己的错误，等待别人的解释。这其实是机会主义在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揭发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