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初，动辄得咎的瞿秋白受中央派遣，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履行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之职。临行前，他与鲁迅、茅盾等文学界的知心朋友一一话别。接着是跟患难与共的妻子杨之华告别。这是一件令他心酸的事情。当他和杨之华结婚时，决没有想到命运只给了他们10年的时间。10年间，瞿秋白在党内斗争中沉浮不定。在革命队伍里，丈夫受批判时，妻子也往往跟着倒霉。有的女同志在巨大压力面前，不得不退缩，甚至同丈夫分居、离婚。但是，艰苦的生活，坎坷的经历，从来没有影响过他们的感情，相反，这对革命伴侣的爱情日益深厚缠绵。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瞿秋白已是西发改剃平顶，西服改穿中装，一扫过去翩翩风采；他被撤职，受批判，心情郁闷，多年的沉疴肺疾严重起来，吐血，面目浮肿；他什么也没有了，化名林复，同杨之华隐居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而且为了安全，不得不经常东搬西迁；他们的经济收入，除了组织给的少量生活费和鲁迅送来的稿费，几乎没有其他来源。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杨之华对瞿秋白的爱。她把一切家务都承担起来了：买菜、做饭、洗衣服、倒马桶、打扫卫生，等等。她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计算着，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为瞿秋白治病。

临走的前一夜，瞿秋白的心境被离愁别恨所缠绕，他不断地吸着烟，烟雾一圈圈地在灯光下浮动，那只即将随他而去的衣箱静静地躺在房间的角落里，空气仿佛凝滞了。俩人心中有着千言万语，却又无从说起。还是杨之华打破了沉默，她告诉瞿秋白，已经替他买好了喝水的杯子和他需要用的10本黑漆布面的笔记本。瞿秋白无声地接过杯子和本子，把杯子放进行李箱，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日记本分成两半，一半自己带着，另一半交给杨之华，嘱咐她：分别以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本子里，相见时再交换着看。瞿秋白又指着桌上的一叠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我给你整理好了。”他们絮絮话别，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说到离别后的生活。杨之华见瞿秋白担心她今后的生活和安全，就故作轻松地说：“不要紧的，过去我们离开过六次，不是都重逢了吗？这次当然也会一样的。”但这次他们能像过去一样吗？没有谁能够回答他们。突然，瞿秋白握住杨之华的手说：“之华，我们一起为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的事。我们要活就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瞿秋白激动地问杨之华：“你还记得广东周文雍、陈铁军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杨之华紧紧地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这两个相依相恋的革命者，既文弱又坚毅，既温情又不怯懦。他们都是坚强的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信念，可以舍弃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

分别的时刻终于来临。1月11日深夜，瞿秋白手提行李箱，穿着单薄的寒衣，负着病弱的身体，离开租借的上海寓所，在乌云掩月的寒夜快步赶往轮船码头。杨之华一路送到弄堂口，站在昏黄暗淡的路灯下，她听到瞿秋白说“之华，我走了······”，然后看着瞿秋白的身影消失在大街的尽头。她满含眼泪回到住所，开始在瞿秋白留下的本子里记述着自己的思念。然而，她哪里知道，这次与瞿秋白的分别竟是他们的永诀。

瞿秋白在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于2月5日抵达瑞金。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来到革命“红都”瑞金，走进同志和战友中间，瞿秋白感到久未有过的愉快。周围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与白区大不一样，他渴望新的工作，不愿回顾曾遭遇的种种打击。办完有关手续后，他走进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会驻地。这是一处邻近中央政府大礼堂的低矮房屋，人字屋顶，井字结构，一色黄土墙，与农舍无异。在简漏的办公处，瞿秋白见到了他的新同事们。他们是副部长徐特立、聂昭良，秘书长邓湘君，还有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钱壮飞、胡底、庄东晓等人。

瞿秋白的办公室和宿舍都在这栋房子里。里间是宿舍和办公处，有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的桌子和一条长凳。桌上有一个墨盒，几枝毛笔，还有苏区制作的粗黑纸张。瞿秋白用这些简漏的文具，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外间是会议室，有一张旧长条桌，几张长板凳。每次开会时，瞿秋白总是与大家热情地打招呼，倒开水，会场气氛热烈。教育人民委员会下设教育局、教材编审委员会、中央图书馆等部门，还管辖列宁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实际上，瞿秋白主持的教委是教育、文化部，既要领导各级教育部门，组织和编审、出版教材，又要负责文化建设和宣传工作。不久后，他还担任了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工作十分繁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