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里也是一片惊慌。多数同学先后被急忙赶来的亲属领走了，几个年长的同学好奇地跑到外面去看热闹还没有回来，张国焘等几个离家较远的同学呆在私塾里，茫然不知所措。不一会儿，与张国焘同在私塾读书的四叔匆匆跑回来，引着张国焘和两个姓文的同学沿街走到一家豆腐店里，把他们从豆腐店的后窗吊下去，指点他们越过小河，循着河对面的大路向文家走去。

大约走了2.5公里路程，张国焘和两个小伙伴来到了文家所开设的一间小杂货铺。这时，夜色已渐渐逼近，3个孩子饥渴交加。管店先生认为外面风声很紧，不可走夜路，便留下他们在店铺里吃饭过夜。半夜时分，突然来了一些身背马刀的大汉，醉醺醺地把3个孩子抱起来，放在店铺的柜台上，要杀掉他们祭旗。张国焘从梦中惊醒，吓得浑身哆嗦。管店先生也是洪江会的一个百总，急忙过来劝说，并请大汉们吃喝一顿。大汉们闹了一阵，便很快离此他往了。张国焘等3个孩子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带着几分惊恐，重新进入了梦乡。

次日清晨，张国焘等3个孩子醒来，见店门大开，管店先生已不见了，店铺里的货物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走出店门，只见一队队农民队伍手上拿着长枪、鸟枪、锄头、木棍、大刀、锅盖等武器，正由大路上走过。他们看了一会儿，才循着一条岔路向文家走去。到了文家，发觉屋内已空无一人。他们到处寻找，才在屋后面的山林里见到了文家的大人们。文家和张国焘家是世交，大人们坚持让张国焘住下来，待风声缓和下来再回家。张国焘和文家的人蜗居在山窝中临时支起的帐篷里，过了10天光景，后又悄悄回到家里住了三四夜。在这期间，张国焘好奇地倾听着大人们谈论“造反”的种种事情，也感觉到文家对于“造反”是持反对态度的。文家对于自家曾经信托过的那位管店先生竟是洪江会的一个百总这件事，显得惶惶然，大概是怕牵连到他家的缘故。

局势渐渐平静下来，交通也恢复了，张国焘的家人也从躲避的山林回到自己的家中，并派人把张国焘从文家接回家。大人们见他安然无恙，自然非常欣慰，但对于“造反”之事，仍然心有余悸。父亲叮嘱张国焘和其他小孩别乱说话，不可再谈“造反”的故事，也不要到外面去走动。

在张国焘回家后的不几天，进剿起义军的一支清军来到村子里。这是一群清军的绿营兵，俗称“绿勇”。他们来到张国焘家后，先挥刀砍去陈设在大厅里的一张古老台桌的一角，进行威胁。张家的大人们显得惊慌失措，赶紧穿好补服、长袍马褂出来迎接，低声下气地与绿勇们周旋。不一会儿，当地的保正、闾正也赶来了。经过他们的接待和疏通，绿勇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张家吩咐杀猪宰羊，将那些官兵如上宾一般款待一番。绿勇们酒足饭饱之后，初来时的气焰也就消失了。张国焘目睹这一幕，既感到恐惧，也略觉不满。

紧接着，又一个难题摆在大人们的面前。绿勇捕捉了一些农民、手工业者、挑夫等，关押在一座寺庙里，责令地方绅士和保正、闾正前去指认“会匪”，以便就地正法。张国焘的父亲感觉为难，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于是用钱买通了绿营军的一个哨长。哨长默认不必由绅士、保正等出面指认，可以派一些小孩子去代为办理。张国焘便是被挑中的一个。

几个孩子随着绿勇和保长来到寺庙里，见满庙都是诚惶诚恐的待决之囚。绿勇逐一指着被抓来的人问是不是“会匪”，孩子们都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串演了一阵之后，总算敷衍过去。绿勇撤走之后，乡里人大都称赞张家的做法得体，陆续来到张家表示谢意，并拥抱张国焘等几个小孩子，连声夸奖。

经过萍浏醴起义的洗礼，9岁的张国焘还不可能懂得更多，但“造反”、“会党”等概念已印在他的脑海中。后来他回忆说：“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的了解了造反是怎么一回事。”

风暴过去了，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张国焘也继续他的学业，所学内容无非还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四书”、“五经”之类。但是，不等这些传统课本学完，萍乡就在废科举、兴学校的风潮中，出现了不只是读“四书”、“五经”的新式学校。

1908年春天，张国焘11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往位于县城的萍乡县县立小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童年生活的新的一页。

萍乡小学堂是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由文廷式倡导兴办的。学堂的主持人多是本县的一些著名的宿儒。他们注重读经，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严格，尤其不允许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的新学说侵入到学生的脑海之中。可是，学堂中担任科学常识一类课程的先生们，多是一些年轻的激进人物，他们很注重让学生们了解一些新知识、新事物。从此，在张国焘和同学们的脑海中，除了孔夫子这个圣人之外，还新增加了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梭等等。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在他思想深处的一些传统的观念，逐渐地发生了变化。他带着满腹疑虑自问：难道西方也有圣人？他以惊奇的心情去涉猎各种新的知识，渐渐地，他受到西学的启蒙，开始确信：地球不是平面的，而是球形的；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并不是一致的。

在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建立和舶来品的输入，往往要引起旧势力的普遍反抗和抵制。这在萍乡也是如此。随着萍乡至安源间铁路不断延伸到株洲、长沙，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县城和乡间传播开来，不是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弄得祖坟不安，就是说火车头要每天往烟囱里投入一个小孩子才能行走，煤矿矿井的烟囱也要每天用小孩子的肉体去祭。至于各种洋货，同样被视为可恶的东西。

可是，学堂里一位姓黄的地理教员却有不同的见解。他对张国焘等学生们讲，火车固然夺去许多跑脚力的、抬轿子的、划船的人的饭碗，机器煤矿固然打击了许多土式小煤窑，洋货固然排挤了土产，但是厌恶咒骂又有什么用呢？并不是铁路矿场洋货不好，而是中国要自强起来，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机器，能管理企业就好了。黄先生的观点，令张国焘等一大批学生为之倾倒。他们目睹火车、矿场、洋货等新事物的优点，再也不去附和旧的观念，并以实际行动向旧的观念挑战。

一天，张国焘穿着洋布时装从县城回到家里，祖父见到孙子趋时弃旧的举动，怒不可遏，遂大加训斥。恰好张国焘的父亲从上海带回来洋灯和其他洋货，祖父更加看不顺眼，但又不好发作，只好走到一旁叹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有了这一次的“胜利”，张国焘更加趋向反对旧事物，小脚、鸦片、迷信、衙门成为他和同学们攻击的四大对象。但是，由于家庭的原因，张国焘的行动仍然落后于他的同学们。

反对蓄辫子，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对清朝政府的富有民族意识的重要象征，也是青年人特别起劲的事情。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张国焘按照长辈的要求，在辫子上缠了一条白布孝带。从家中回到学校后，大受同学们的嘲笑，张国焘不得不立即把孝带解下来。这件事使张国焘感到非常尴尬，大受刺激，他决心要摆脱家庭的束缚，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反对旧事物的行列。

1909年的一个晚上，星光暗淡，校园漆黑。几个学生聚在—起，用早已准备好的剪刀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并预谋把全体同学的辫子一齐剪掉，如有可能，还要乘学监和所有教职员睡觉的时候，偷偷将他们的辫子也剪掉。结果，他们只剪了29个同学的辫子，就被发觉制止了。学监舍监们如丧考妣，认为这是反叛的行动，更觉得自己犯了教导无方、形同叛逆的重罪，惶惶不可终日。萍乡教育会的会长喻兆藩听到这个消息，连忙赶到学堂，非常沉痛而严厉地向全体学生训话：剪辫子就是造反，决不许可。喻兆藩与张国焘家有亲戚关系，于是特别向张国焘和另外几个亲友的孩子严加告诫，表示他深切关怀的意思。经过喻兆藩的多方疏通，这桩祸事才算弥缝过去。从此以后，学堂的管理更加严格，不许学生谈论时事，不许各种“异端邪说”再行侵入，要学生们专心致志于经典的攻读。

尽管如此，同学中还是有人偶尔得到一些从上海、长沙来的违禁书刊，张国焘等如获至宝，暗中传阅。张国焘等还从少数教员和一些亲友那里，得到零星的有关时事的消息。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保皇立宪，孙中山主张革命排满，以及革命派在各地发动起义和保路运动的消息，在学生中传播开来。渐渐地，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革命论者的想法。在一些激进的教员和同学中，还经常讨论洪江会起义及其失败的原因，对起义的失败表示惋惜，对清朝统治的敌视心理愈来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