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这块园地的张国焘，受着新思潮的冲击，也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他后来回忆说：

我这个一年级生，最初是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以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当时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虽占少数，但他们具有蓬蓬勃勃的热烈精神。新旧之争，就在课堂中、宿舍里到处展开着。在争辩之中，守旧论者的论据渐渐动摇起来了，不少的同学陆续转变到赞成新文化运动方面来。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站稳了它的阵地。

此时的张国焘，还谈不上信奉何种主义，他广泛地涉猎各种报刊，对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随着对新思潮的日益接受，张国焘逐渐成为北大学生中的新派人物。

一向对守旧的家庭不满的张国焘，再次与父亲发生了冲突。张国焘到北京后，几乎每星期都将他阅读过的报刊和少量新书邮寄给他的父亲。到后来，他所邮寄的多是《新青年》之类的进步书刊，其中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所办的刊物。他还经常写信给父亲，鼓吹新思潮。开始，他的父亲还不太在乎，对此保持沉默，来信中不表示任何意见。大约1年后，随着新思潮像洪水般地到处传播，父亲终于忍不住了。他在来信中长篇大论地反对新思潮，尤其讥讽白话文，极力主张保存“国粹”。父子俩从此各执己见，在往来的信件中辩论不休。

张国焘与父亲的冲突，不仅限于新旧思想方面，还表现在具体的事情上面。1917年春，由张国焘的祖父做主，父母同意，依照旧习俗，为张国焘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并订了婚。张国焘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此事后，回信表示反对，并坚决主张解除婚约。后来在亲戚的调解下，婚约终于解除了。

张国焘作为新派人物，也注意到自身的操行，以此作为向旧道德、旧习俗的挑战。1918年1月19日，针对当时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糜烂和京师大学堂相沿下来的腐朽不堪的校风，蔡元培发起成立了一个提倡个人道德修行的组织──进德会。它的会员分为甲、乙、丙三种，规定：甲种会员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条件；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以外，加上不做官吏、不当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以外，更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6月，进德会成立时，教职员中入会者达160余人，学生中入会者达300余人，张国焘为约束自己，加入了进德会，做了甲种会员。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必然与政治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闸门一旦打开，他们就会对国弱民穷的社会现实和内忧外患的动荡时局深感不满，于是，他们便会迅速行动起来，集会结社，关心和干预国家大事。

1916年6月6日，在皇帝宝座上还没有坐稳的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唾骂声中死去了。黎元洪虽继任了大总统，但实权却掌握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的手中。黎段之间的矛盾，演化成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在他们的背后，各有其主，实际上反映了美、日之间的斗争。

府院之争导致了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丑剧的上演。短命的张勋复辟很快败亡，段祺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先是助张而后又讨张的政治游戏中，捞到了“再造共和”的“功臣”的政治稻草。黎元洪下台，直系军阀头子冯国璋继任总统，但大权仍在段祺瑞的手中。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热火朝天。亲日的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宣战，应该收回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非但未被收回，反而更大量地被出卖了。日本政府企图在共同参战的名义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获得更大的利益；而段祺瑞也企图在这一名义之下，从日本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以扩充其军事实力。1917年和1918年这两年内，日本借给中国的各种款项达数亿元之多。通过这些借款，日本取得了在中国政治上、财政上、军事上的特殊地位。

段祺瑞政府的一系列卖国行为，激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爱国青年的愤怒。他们终于开始行动了。

1917年，正当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激战正酣之时，在俄国的土地上响起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十月革命的成功宣告了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帝国主义各国怀着恐惧和仇恨的心情注视着它，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同俄国和中国都是近邻的日本，更是妄图借此机会取代原沙皇俄国在中国北满地区的统治，并进而侵占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为此，1918年3月25日，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和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交换了针对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共同防敌”的照会。5月16日，中日两国军事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19日，中日两国又签订了《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日本签订这些协定的目的，既是为了干涉十月革命，同时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了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而段祺瑞政府签订这个协定的目的，则是为了进一步投靠日本，以便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

《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签订，受到了中国学生的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