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理论”在传统的管理的功能的说法中，加入了“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内涵。比如，计划一直被认为是管理的一个主要功能，成中英则认为有阴阳两面：“一个是计划，一个是决策。一个属于认知活动，一个属于意志活动。”计划相当于中国哲学中的格物致知，是阴的一面；决策则相当于诚意正心，是阳的一面。关于领导者的品质，成中英强调儒家所说的智、仁、勇：“‘智’要求掌握智慧，‘仁’要亲近群众，‘勇’要求勇敢往前。”这里的“勇”强调的是道德勇气，是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

在第三章“印度式领导”中，印度管理学家德巴希斯·查特吉探讨了印度式领导力。查特吉谈到，印度人理解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发展：“为什么我为一家组织工作？因为它帮助我发展为一个人。”而且，“个人和群体的界限并不像在西方的环境中那么明显。所以对我来说，个人和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包容的概念”。印度的领导力榜样是像圣雄甘地那样的政治领袖和J·R·D·塔塔、纳拉亚纳·穆尔蒂那样的商业领袖：“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牺牲自己、身外无物。他们遵从同样的范式，即：领导者是财富的托管者，他只是一个受托者，靠的是社群中其他人的信任。他受托而管的财富不是个人财产。他从托管这些财富中获得了什么呢？他作为一个人而向上进化发展，而这使社群更加信任他。”查特吉提倡具有明显印度特征的“有意识的领导力”。

我向查特吉谈到了管理大师彼得·圣吉为《领导力沉思录》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我个人的信念是，尽管中国和印度的传统知识中的大部分都已经在向现代化疯狂冲刺的今天逐渐丧失，但是未来将证明，这些传统知识要比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蓬勃增长的市场重要得多。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领导力传统，这种传统的意义超越所有的文化，这种传统将以消费主义和工业增长中从未有过的方式把我们存在的各个领域相互联结起来。”为了创造这种新的领导力传统，世界需要倾听中国，而中国也需要反省中国，中国还需要倾听印度。

德鲁克会怎么谈领导力

在《领导力沉思录》以及本书中访谈的许多管理大师，如沃伦·本尼斯、彼得·圣吉、吉姆·柯林斯、菲利普·科特勒等，都是德鲁克的崇拜者。我本人也是德鲁克的崇拜者，但是当我在2008年开始访谈大师的工作之时，德鲁克已经过世了。不能听德鲁克谈领导力，是《领导力沉思录》一书最大的遗憾。

德鲁克的第一个博士生、管理学者威廉·科恩为我的英文书《领导力对话录》写了推荐语，其中有这样的话：“彼得·德鲁克也会对《领导力对话录》感兴趣的，而且会为书中的洞见以及刘澜提炼它们的成就感到骄傲。”这句话不仅让我激动，也让我困惑：德鲁克会对一本专门讲领导力的书感兴趣？为什么？德鲁克几乎不怎么讲领导力，也不愿意区分管理和领导，给人的印象甚至是：他会反对大谈特谈领导力。

实际上，如果我有机会问德鲁克，我会问：您说，领导力是世俗的、不浪漫的、乏味的，它的本质是绩效。这其实也是您对管理的说法。那么，领导和管理的区别是什么？

我还会问：有一句话很著名，是“领导者做正确的事，管理者正确地做事”。许多人说是您说的，包括您的学生科恩也这么说，尽管他并没有找到确切的出处。根据我的研究，您只说过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做正确的事的人，上面那句话是沃伦·本尼斯说的。①您说过上面那句话吗？您愿意区分领导者和管理者吗？

我还会问：还有一句著名的话，肯定是您说的：领导者的唯一定义是有追随者的人。但是我认为这句话容易误导，因为希特勒，或者李宇春，都有很多的追随者。是否应该使用您的另一句话——卓有成效的领导者是让追随者做正确的事的人——来定义领导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