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的核心就是严格的专业性。基夫告诉我，每年至少一次他要同这个极端神秘的公司的每位交易员谈话，询问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计划这一年赚多少钱。答案没有对错。他只是用这种方式来观察谁对目标过于谨慎，谁过于自信。这帮助这些交易员们确定了长期目标，也对避免他们因一天的交易成败而受影响至关重要。“计划让你明确目标，”他说，“它让你清楚需要多少个岗位，每个岗位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其中包含多大的管理风险，有多少工作你要去做。计划提供了一个工作框架。”但是，他又补充说，计划并不是全部，也有局限性。“有时人们过分执著于实现目标。”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制定企业的专业性文化非常重要。它使员工在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也关注其他因素，它是明确而有限的，使员工更容易想到如何在一笔交易上赚得5%的利润而不是一年赚取40%。专业性使他们能够将总的目标分割成细分目标并逐一实现。

上面的对话还流露出其他一些东西。在每日交易额的波动压力下，你需要为每一笔交易制定一个目标，比方说15%。这样交易员就可依此保持专业性，当利润达到15%时必须出售。就某一天来说，收益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就获得，但在几天、几周或几个月来说都这样，就不太现实了。无论什么时候，交易员只要实现了15%的收益，他就必须出售，尤其是当他很快就实现的情况下，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交易员在一小时内就达到了15%的收益，趋势看起来还可能涨，看似应该多观望一阵。有时他可以继续等，但有时却不可以。但无论怎么做，他都没有严格保持专业性。他获得的信息告诉他交易会获益达15%，这时他就应该出手。期待收益涨得更多并不是件好事，因为他没有其他数据可以确切证明还会涨。如果收益涨了，涨到17%，交易员可能还会继续持有，因为他期待涨得更多，可以涨到20%，但交易收益却因为他还没有掌握的一些信息或仅仅因为股市的波动突然降到14%。这时交易员会想，我应该等它反弹到15%再出手。但他没有看到趋势已经发生改变，现在的环境和之前让他确信交易收益会达到15%的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驱动交易的因素已经变了。这时交易员有两种选择，他或是在收益14%时卖掉或是可以等它反弹到15%再卖。后者需要冒风险，因为股市很可能持续下跌，这样交易员就彻底赔了。

另一方面，交易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毕竟不是所有交易都会按原计划进行，基夫强调最好的交易员也只有60%的概率会成功，所以他们需要遵循交易中的止损原则。简单地说，止损条例明确要求，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下跌，如果达到一定的规模，他们必须抛售以降低损失。如果他们规定的下限是下跌20%后就抛售，那么他们需要照做，当交易损失达到20%时就必须出手，即便他们认为交易收益很可能之后会增加。这种专业性，基夫说，就是一位出色的、伟大的交易员不同于他人的关键一点。出色的交易员的决策正确率也只有一半多一点，但不同的是，当决策正确时他赚的钱远比他判断错误时损失的要多得多。他能保持专业性进行抛售，这就是关键时刻的决定性行为。

“你可能要想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基夫说，“最优秀的交易员其实就是那些愿意制定目标，并愿意为了实现目标而努力工作的人。”

当涉及交易员的全部投资时，也同样需要制定目标。最简单的就是，比方说在6个月内一名交易员希望提高总投资收益多少。如果是30%，那么在一笔交易上收益30%，还是在3笔交易上各收益10%，还是在6笔交易上各收益5%，哪个更容易呢？答案因人而异，取决于交易员本身，也取决于他的操作。但这让我们指向了在压力下作出决定的关键所在：一次又一次成为关键人物，你需要具备专业性。“上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在错综复杂、不可预测的投资市场上交易，需要极强的能力来应对内在的压力，”他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制定目标。”

具备凭借专业性来实现目标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基夫知道当压力不断增大时，作出关键性决定变得更难。“在高压情况下，一个人控制事情发展过程的能力对于战胜压力至关重要，”他说，“随着压力不断增大，理智思考问题的能力会逐渐降低。有些人能够靠自己走出不理智的困境。”但是很多人做不到。这就需要专业性帮助人们在一系列参数的指导下进行交易。这样可以避免情绪因素的影响。专业性能够帮助人们控制压力而不是彻底消除关键时刻的压力。在上面的例子中，专业性可以帮助交易员实现预期目标。一直到2008年股市崩盘前，SAC投资公司的投资者平均每年可获得40%的收益。这个数字是SAC投资公司收取3%的年费及实现了50%的利润后的数字。这意味着该公司管理的投资基金收益率将近100%，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公司能够在这么长时间内保持这一纪录。

最优秀的投资团队是懂得自制的团队

SAC公司的专业性文化源于高层管理者。据杰克?施瓦格就科恩的新书《股市奇才》对他进行的难得的采访可以看出来。当时他坐在在巨大的交易大厅中心，他面前有8台电脑，他通过这些电脑屏幕向周围的交易员发号施令。在那次采访中，科恩说得很清楚，他给他的交易员们很大的自主权。“我不想告诉我的交易员每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也不对他们投资决策的正确与否下结论。”科恩说，“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让他们知晓他们和我获得了一样多的事实数据。如果他们获得了这些信息仍然要做这笔交易，他们当然可以做。我鼓励我的同伴们自由发挥。我必须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