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不写一句空－－评顾诚《南明史》的治史方法与治史精神

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时下写书的人多，写出好书的人少，写出精品书甚至传世之作的则是凤毛麟角。进书店，逛书市，满目花花绿绿的，到处泛滥着令人眼热的书名，但翻开看后，大多令人失望，通病是缺少内涵，鲜有智慧可言。更有某些作品简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斯文扫地，贻误苍生。有的报刊能把某人一年写三四本书当作“可歌可泣”的事情加以赞美，好书难“淘”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急功近利的年代，有多少人能挡得住“位、名、利”的进攻呢？然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却有那么一条好汉、硬汉，冷板凳一坐15、6年，像原始人呕心沥血地打磨一件精美的石器那样成就了一部难得的史作，为我国南明史研究竖起了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这就是顾诚和他的《南明史》。

在以多产为特色的当代学术界，顾诚是位寡作的学者。15年前，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明末农民战争史》。那是一部显示作者治史功力的大作：史料近乎竭泽而渔，考证可谓周密详审，价值陈述谨严客观，至今在同类课题上尚无出其右者，从而奠定了作者在明史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顾诚在那部著作的前言中曾有一个庄严的承诺，即打算写一部南明的历史，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姊妹篇。然而，10多年过去，读者仍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国内期刊上也不常见到顾诚的墨迹。莫非作者的承诺也如现在五花八门的承诺一样要失信于人？ 

但顾诚就是顾诚。读《南明史》后记得悉，该书初稿早在7年前便已完成，尽管出版社编辑的催稿信多达几十封，顾诚却迟迟未敢出手，原因在于他认为许多头绪未能充分理清，不少关键问题缺乏可靠的文献。据熟悉顾诚的人讲，以当时顾诚掌握的史料规模，大大超过国内外已出版的南明史著作，如谢国桢的《南明史略》（1957年）、美国史家司徒琳（L.A.Struve）的《南明史》（1984年）南炳文的《南明史》（1992年）等。自文革末期以来，顾诚便穿行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之间，抓住对读书人来说查阅史料的难得时机，10多年如一日，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辑微钩沉，发掘出大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手史料，积累的笔记盈数尺之高。若按常例，如此丰富的史料基础，出一部笑傲史坛的大作绰绰有余。况且众所周知，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史料永远是不完备的，写史向来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多少史料做多少文章，难以澄清的问题不妨搁置起来，待时机成熟再拣起不迟。有取巧者甚至没有多少史料或者只用少量二三手史料、一两本外文书便可作出大部头史作。 

然而，顾诚却抱着穷根究底、求真求实的决心，最大限度地搜求有关疑案的蛛丝马迹。仅为核实西南明军和永历朝廷的内容，他在查尽北京收藏的云南地方志后，又赶赴云南考察。在昆明一个多月，他从早到晚将自己放逐在云南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内，遍阅馆藏的地方志和相关典籍。以诸如此类的韧性，他“反反覆覆地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了又改，一拖就是5年。”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改查的书都查了，直至有一天他感到“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谓不自量”后，才决心结束这番艰苦的学术之旅。 

翻开《南明史》，每一页都凝聚着作者非凡的劳动。作者在书前“凡例”中指出，全书不仅要做到“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且“力求在史实上考订准确。有些问题难以下结论，只好暂时存疑，同时在正文或注解中指出疑点所在。” 一部近80万字的大作，欲达到“无一字无出处”和“考订准确”的高度，谈何容易。但笔者在阅读过《南明史》后，确信顾诚说的完全是真话，极为丰富的脚注（有些注释甚而占大半页）对此是有力的说明。 

粗略统计，《南明史》直接引用的地方志达237部，从东北、西北到东南、西南，县志、府志、州志、省志应有尽有。按收集史料的常规推测，未引用但查阅过的地方志数至少应超过此数4、5倍有余。如作者在昆明曾细读并摘录地方志一百多部，但书中引用的却只是其中23部，可证其劳动量投入之大。重视方志是顾诚一以贯之的方法，在写《明末农民战争史》时，他便将大顺军经过地区的所有方志（上千部）过滤了一遍，解开了不少所谓的死结。

《南明史》以同样方法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除地方志外，书中引用的其他古代典籍和第一档*案*馆、各博*物*馆收藏的档*案*材*料320多部，其中不少为海*内*外所罕见，如柳同春的《天念录》、李国英的《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张王治的《工垣谏草》等等。以在北图善本部寻出的柳同春的《天念录》为例，从书名根本看不出同南明史有任何联系，但内容却是南明史当事人的文书，并配有珍贵的插图，包括清军围困南昌明军的真实写照。顾诚的《南明史》正是用该书提供的图片作为封面。若非作者对史料的这种逐一爬梳，如此重要的文献恐怕仍会尘封在书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