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得失萦怀

当9月初快要发榜的时候，我担忧起来，害怕公布时当着大众面前“名落孙山”，不好意思。这种虚荣心所带来的浮躁情绪驱使我在开榜的前夕买了一张两角钱的校车车票离开清华园，到城里躲了起来。我怀着录取名单即将公布前的忐忑不安心情，在东单基督教会青年会宿舍里开了一张铺位，房租大约是一元一天。当时我想口袋里还有足够的钱，可以呆上几天，等名单发表后返回去，也就有心理准备了，没有录取，也可以从容对待周围的人了。

其实，我是大可不必如此紧张的，因为在应考之前我已得到了留校任助教的聘书，在图书馆新楼的一间教授办公室里已有了一席之地。那里有两张大写字台，学校还在工字厅单身宿舍里分配给我一间简单的卧室（与我为邻的是历史系新任助教的吴晗君）。即使这次未能如愿，来年还是有“东山再起”的希望的。

我任清华大学政治系助教原是由沈乃正教授推荐的。他教我们“地方政府”与“地方行政”，他曾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过行政职务，大概是司长一类的官级，在入任之前，他曾是浙江大学政治系主任，著有《比较政治制度》一书。我在他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公费生考试完毕后，我就开始进行有关“法规制定标准法”的研究，根据法规大全给所有的法规（广义）名称进行统计。

在我离校去城里躲避之前，还发生一件“少不更事”、“意气用事”的行动。我根据学校《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中：大学助教之月薪最低80元，每年以12个月计算，自7月起薪（后来改为新聘之教师自8月起薪），但对学年始业后到校者，自到校之日起薪，向系主任浦薛凤先生（他给我的聘书是从9月起薪）提出改为7月起薪的要求。浦老师的理由是我参加了公费生考试，若录取了，就太便宜我了。我则以“是否录取”还未定局，跟他争吵起来。最后还是沈老师出面为我解围，这是我心头上至今深感歉疚的一件事情。

我乘坐校车进城和在青年会住宿的过程中，想到许许多多将要遭到的挫折，使我心烦意乱，一夜也睡不着觉。午夜过后，窗外非常寂静，能听到有辆汽车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疾驶而过，这时原来一时充满自信的必胜心情消失了，我怀疑自己未做充分准备就贸然应试是否明智，渐渐地我开始作榜上无名的打算了。当助教，从7月起薪，能立即得到160元大洋，给我家里寄去一半，不也是一笔了不起的数目吗！我想到父亲年纪大了。我留在国内，每月有这样的待遇，于己于家都要算不错的了。

到天亮时，我开始想象这一天可是个难熬的日子，它将是决定我一生得失成败的时刻。

从早晨7点到8点，我一直在东安市场来回地走着，一直想多溜达些时间，不让发榜的消息过早进入我的眼帘，从而多免除一些“失望”的苦楚；多留一些“希望”的幻想。我故作镇静，喝了一碗红豆江米粥，以度过这种凶吉未卜的时刻，克服惶惶不安的心情。对于即将到来的“失败”，我似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来自我安慰，找不到一句听起来是有说服力的和有效果的话向关心我的师友交代。经过一番胡思乱想，最后似乎心境坦然了，反正要面对事实，“丑媳妇难免见公婆”，躲是躲不了的。8点钟过了之后，尽管觉得剩下的那点勇气正在迅速消失，还是穿过马路，踌躇进了卖报亭。

一个态度和蔼的老头立即问我有什么事，要买什么报。这时我已彻底地丧失了勇气，在那种环境之下又很不自在，因此喃喃地问他早晨的报纸有没有发表清华大学留学生的名单？他忙着找报纸。

“要今日的《晨报》？”

“有”，“今日早报就在这里哩！”他问我要不要。我匆匆忙忙地回答：“让我瞧一瞧，有名单我就要。还没有开榜，我就不要了。”

在我伸手取报时，我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些什么。

我翻了又翻，果然有三十个姓名。我从最后一名查起，骤然见到了自己的名字，注明“公务员任用制度门”一名，这就没错了。

我立即把报纸还给老头，拔腿就跑，赶上停在青年会马路上的校车，静静地呆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我见到最后一个上车的是张奚若先生。这大概是9时从城里返校的第一趟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