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备考概略

我一直认为准备考试的“过程”比考试后所得“结果”更为重要。

我是怎样准备考试的？这个问题比我在东安市场等待考试结果，不论是对我本人来说，或者是对所有的考生来说，不消说都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过程是不会有结果的。

清华改为大学后，公开考选留美公费生在我之前已举行过两届。第一届（1933年）录取了24名，其中政治系毕业的一名为徐义生，他留美学“公共行政”，回国后一直在中央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工作。第二届（1934年）20名，其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钱学森，考古学专家夏鼐，统计学教授戴世光，经济学教授莫开禄，法律系主任费青，政治思想史学者曾炳钧，还有后来一度任北大副校长的王竹溪。第三届（1935年）录取的人数比历届都多，是人数最多的一届。按计划落实录取了30名，记得其中有张骏祥、王宪钧、谢强、陈振汉、张宗燧、李庆远、张宗炳、沈同等，都是我同年级的同学。和我竞争的王铁崖与林良桐都是在后一年即第四届（1936年）录取的。

我们都是在8月11日至8月17日这7天内报的名。其实准备工作早在6月就开始了，在考前约有两个月的准备时期，我呈交毕业论文之后就开始了应考准备。

我从一层搬到最高一层，一则是让自己孤立起来，以防止外来的干扰；一则是脱离竞争者，以免来自心理的冲击。我原来住的是学校新盖的新斋（即六院，1934年建），后来被称为“静斋”。那时的清华在住房及卫生设备上比其他大学要好一些。我搬到窗子朝东的房间独居，为的是专心致志，丝毫没有享受的念头。

开初，我已注意到这次报考有点偶逢时会（那年“金贵银贱”，学校有美金，得以多派数名公费生，才设“公务员任用制度”门）。我暗暗自思：也许是出于这个天赐良机，也许是出于指导教师和学校的厚爱，了解到我有这方面的志愿而有意识地选拔这方面的人才……不论如何，我确实领悟到了当时现实，我既然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就应该善加利用，特别努力去争取胜利。

天刚刚亮，当微弱的阳光从窗子里透进来的时候，我就起床了，北方的夏天，天亮得早。除了中午小憩一会儿，我几乎“寸阴足惜”，把全部时光都放在备考上了。

党义、国文、英文、法文这四门普通科目是不用准备的，要专心准备的是五门专门科目：现代政治制度、宪法、行政法、民法、公共行政。

当年清华没有法律系。清华法学院仅设政治及经济两系，但在政治系附设各门法律系课程，如钱端升先生的“宪法”，赵凤喈先生的“行政法”，燕树棠先生的“法学原理”，王华成先生的“国际公法”。“民法通论”与“刑法通论”都是由法国留学归国的赵凤喈先生讲授的。在专业科目方面，清华学生得益于两位新来的教师，一位是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出来的沈乃正先生，另一位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国的陈之迈先生。当然，萧公权先生于民国三十一年的来临更使清华政治学系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并使教学体系更趋于完整，他补充了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近代部分（从古代到近代）。因此1935年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的学术水平是高出其他大学的，这使我内心十分踏实。只要用功修习，三年内所学的功课就足以与其他大学资历较我辈高些的较量一番了。至于本校的竞争者，钱端升先生对林良桐的咨询表示了“你们不必与某人去竞争了”的答复。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好像一颗“定心丸”、一帖镇静剂，使我信心大增，不负厚望的想法从我心中焕然升起。我明白，对一个应考生来说，保持心理平衡是最重要的，我应该一心一意地读书，临战前的患得患失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我就能精神非常集中，每天大约可以用十多个小时去备考，除了到食堂去吃三顿饭，足不出户。时值暑假，同学们大多回家去了，所以也没有人上楼来看我。我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庙里一个苦心修炼的和尚，只要房间里有亮光，就有我的身影。

我的备课方法，一是“先难后易”；二是“读书摘记”；三是“预测试题”。

我首先对“民法”作了认真的准备。我只听过燕树棠先生的“法学原理”，赵凤喈先生的“民法通则”似乎还未曾向本科生讲授。于是，我就把胡长清的《民法通论》这本大学丛书从头至尾作了分题笔记。做一次纲领性的“读书札记”就是一次消化汲取的过程，别人的知识就变成自己的了。年轻人记忆力强，落了笔的东西就在头脑里印刻下来了；做读书笔记还有个好处，就是临考前，只温习一遍札记就行了，不必再去翻厚厚的原著。

当然，做“读书札记”也要有一套方法，尤其是素材的综合方面，这就要有区分主次的能力，选择你认为是“主要的”和“一般人”认为是“重要的”，摘录下来，而绝不能无选择地“兼容并蓄”。至于你的判断是否正确，则全靠一个人的资质和平时的学习成绩了。但有一点却非常关键，即读书各有不同的目的，为了求真理是一回事，为了求录取又是一回事，这两件事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既然是为了应考而做读书札记，就要判断哪些内容是出题人会重视的。我可以站在出题人的地位去“读”，去“札”，而不以自己的兴趣和观点为准，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考试是考试，是先生考学生；考试不是辩论，考场不是当众表现自己才华的场合。这个行为的目的性在自我意识中是十分明确的。因此，这次做“读书札记”就与平日不同了。可以说，这点是我的“发明”。

爱迪生有句名言：“发明是一分神来，九十九分汗下。”对于这句话用得着顾毓秀先生所作的“解释”：“这虽然是一句鼓励大家努力研究的话，但是我们要承认没有那‘一分神来’，不但无从有发明，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见得会有结果的。我们先要有‘一分神来’，然后那‘九十九分汗下’才不是白费精神。”

汪敬熙先生也说过：“我们应当知道，非有相当的聪明，只是勤奋，在科学上是难以有成就的。”

以一百分计，成就是以“一分聪明，九十九分勤奋”得来的。我把这些话看作对我们的一般鼓励。但还想补充一句：即所谓“一分神来”或者所谓“相当的聪明”，也是靠“勤奋”得来的。汪敬熙先生认为奖励“勤而不聪明的人”，不但使时间、精力、金钱用的得不偿失，并且害了这种人，使他们终生精神上不安乐。我认为他说的话并不全对，因为我认为，同落第的人相比，我未必“有相当的聪明”。而读书要有目的性，不同目的要用不同的方法，这种合理的体会乃是我几十年努力的一个“总结”。

应考的准备，最重要的虽然还在于“勤”，但准备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点儿，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能力早已在此之前定位，你最“勤”，也补不上多少，你最“聪明”也测不到试题——万无一失的“聪明”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只好笃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古话了。

天下事，偶然的因素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一分神来”，我认为是偶然因素居多。那就是碰运气了，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思了。近日这种所谓的“客观规律”往往是披着“规律”外衣的“宿命论”，它与我的“偶然的因素”，“偶逢时会”是差不了多少的东西。与其自以为“有相当的聪明”，不如“诚实谦逊”为宜，因为诚实谦逊的人，他们有了这种精神是不会终生不安乐的，他们能自行消解。而自命“有相当聪明的人”，一旦失败落第，带来的倒是“精神上的不安乐”。我见过这种人不少，所以觉得汪敬熙先生说的话未免过偏了一点。

参照运动员参赛的经验，我益发相信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道理。李宁之成为体操王子是靠他天天练，从幼年起就认真的练，为自己的选择而练习不止。一个为了一定目的而勤奋的人（不论他是为科学而研究科学的人，还是为救国而研究科学的人），他的态度应该是神圣的，不苟且的，不自私的，不为我，而是为了他的目的。因此，这种看准了目标并为之锲而不舍地努力的人是高人一等的；他们是清高的，超然的，不慕荣华的，不求功利的；他们又是大无畏的，不顾一切利害的。以这样的心情去准备考试也许是“十拿九稳”的，即使落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他从思想到行动没有“得失”之念，他是超然于“结果”而致全力于“过程”的。我在各方面的经验告诉我，这是科学的思维方式，是符合现实的，也是符合理性的，而且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一切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当然也包括“准备考试”这种活动在内。

拿破仑说过一句话：“军事的胜负在最后五分钟。”对此我身体力行。临考前一二天内，我索性什么事都不干，因为一切都已定局，“临时抱佛脚”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相反倒会带来疲倦、焦虑、紧张，所有这些心理因素只会产生有弊而无利的后果。

还有，在赴考时，一定要保持身心平静，不要由于一些小事情与人争吵或辩论，弄得影响自己的情绪。心情不好是考试的敌人，一定要把这个可恶的敌人打倒在地，高高兴兴的，以安定的情绪、饱满的自信进入考场，并且准备好一切写作用的笔、墨、纸和计时表等工具。一切行动举止不论巨细必须是一丝不苟的。

我在8月20日那天就悄悄地独自一人到卧佛寺去游玩了一天，坐在大树下或大石上纳凉、静思，听鸟儿鸣唱，看溪水潺流，回忆一个多月来的辛苦，似乎产生了自慰、自满、自尊等积极的情绪；我自己承认我已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我觉得我对得起学校，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自己。应试前一天夜里，我睡得特别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