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诽谤索偿这样的民事案件，必先经过文书送达程序：原告拟好诉状，送交被告或其代理人，书面告知本人的诉讼行为及要求。这一程序看似简单，其实隐藏着复杂的诉讼考量。比如，究竟谁是被告的“代理人”？如何令送达的文书对被告有法定约束力？如何令远在异州的当事人乖乖到本州应诉？

沙利文通过将诉状送达《纽约时报》驻蒙哥马利市特约记者唐·麦基，启动了对报社的诽谤诉讼。麦基是《广告报》专职记者，平时很少为《纽约时报》跑新闻。1960年，麦基只从《纽约时报》那里拿到90美元薪水。但沙利文的律师认为，这就足以将他视为时报在阿拉巴马州的代理人了。此外，根据阿拉巴马州法律，如果被告公司在本州没有办事处或代理人，原告将诉状提交本州州务卿，也可视为送达。

诽谤官司对《纽约时报》本来算不上难缠之事。报社很少被陪审团判定诽谤，也从未支付过巨额赔偿。但报社法律顾问路易斯·洛布已经意识到，“沙利文案”可没那么好对付，背后隐含极大威胁。洛布是华尔街洛德、戴&洛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但他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耗在《纽约时报》这一个客户身上。他经常在工作日来到时报总部，与高级编辑或管理层聊天，与发行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私交也非常不错。洛布乍看起来，有点儿像一个举止夸张的英国上校，身材高大，性格彪悍。生活中，他却是一位儒雅之士，酷爱藏书读书。洛布的妻子珍妮特是一位雕塑家，夫妻俩经常远赴英伦，在亨利·摩尔家中畅谈艺术人生。{亨利·摩尔（1898—1986），英国雕塑家，以大型铸铜雕塑和大理石雕塑而闻名，备受英国艺术界推崇。}

洛布的第一项工作，是尽快物色一位阿拉巴马州律师，代表《纽约时报》应对“沙利文案”。这件事远比他预期的要艰难。他致电蒙哥马利市一家与洛德、戴&洛德有过颇多合作的律所，合伙人婉拒了他。随后，他又联系伯明翰市最大的一家律所，对方再次说不，以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为由，含糊其辞予以拒绝。最后，他终于找到伯明翰市一家行事风格特立独行的律所，贝多斯、恩布里&贝多事务所，这家律所经常为黑人被告提供辩护。合伙人T.埃里克·恩布里同意代表《纽约时报》打这场官司。

在阿拉巴马州，连找一位合作律师都如此困难，显然是种族因素在作祟。《纽约时报》那则广告，彻底激怒了地方政客，他们指责时报是粗暴干涉南方内部事务的北方煽动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关于伯明翰形势的报道，更令《纽约时报》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情势下，没人乐意与《纽约时报》扯上关系，哪怕是经常为罪大恶极的被告辩护的律师们，也惟恐避之不及，不敢蹚这摊浑水。恩布里在蒙哥马利踏破铁鞋，也没找到一个律师协助他处理“沙利文案”。甚至当路易斯·洛布南下赶来与他会晤时，恩布里不但将他安置在远离市区的一家汽车旅馆，连住宿登记用的都是假名。

恩布里与律所另一个合伙人罗德里克·贝多飞赴纽约研讨案情，与会的除了诸位律师，还包括报社高层。“我们在那里待了好几天。”多年后，恩布里回忆道，“我们与所有高管和高级编辑交谈，他们详细介绍了报纸的审编流程，比如如何组版，如何投放广告。他们告诉我，报社愿不计代价打赢这场官司，绝不轻易言败。”13

洛布与恩布里思虑再三，认为击败沙利文的最好策略，是挑战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属人管辖权”。那帮人正是利用这一权力，将《纽约时报》逼至阿拉巴马受审。在美国，五十个州都有专属立法及法院，一州法院可以在另一方当事人的业务、财产或身份与本州有关联时，通知对方从其他州赶至本州应诉。一个佛蒙特州人如果与亚利桑那州没有任何瓜葛，你就没办法在亚利桑那州告他。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路途遥远，就忽略对方的异地起诉，那就大错特错了。假设前面提到的佛蒙特州人恰好与亚利桑那州有所关联，他又没把别人的起诉当回事，亚利桑那州法院很可能以“缺席审判”形式，判他赔偿10万美元。随后，亚利桑那州的原告会持判决赶到佛蒙特州，要求当地法院强制执行。当然，佛蒙特州人可以质疑亚利桑那州的管辖权。不过，如果佛蒙特州法院发现被告与亚利桑那州确有关联，对方管辖权确实成立，就将秉持宪法要求的“充分信任和尊重”（Full Faith and Credit）原则，主动执行亚利桑那州的判决。{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每个州对于他州的公法、诉状和司法程序，应给予充分信任和尊重。国会得以一般法律规定如何证明这类法律、诉状和司法程序的有效性及其实际效力。”}此时，即使佛蒙特州人没有出庭应诉，也将被迫支付10万美元。因此，对被告而言，审判伊始就提出管辖异议，是一种相对稳妥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