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有理想，在处理这类事情时就非常简单，叫守正出奇。和功权他们一起做事时，没人跟出纳勾结把钱拐走，如果拐走这叫不正。卖万通广场时，我们账上曾有上亿美金，那时是1993、1994年。后来当我们还不起债极困难时，人家都不信，说你们当初有那么多钱，没转到海外一点？最后我让债权人看我私人银行的折子，慢慢了解之后，那人说，你们不是有理想，你们是呆子。如果当时我切出去一块，按今天的说法就叫侵占，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抓起来。所以我从来都很坦然，我一分钱都不碰。我曾经想过，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尊严地死。万通在最困难时，我个人没干任何对不起大家的事情，这是一种信念，是公司最终活下来的根基，正因为这样是非才少。如果当时弄几百万到境外，这钱以后会有是非的，这是非到今天都洗不掉，拿橡皮都擦不掉。

这就是理想帮着减少了是非。我觉得理想特别像“上火”的“火”，火在哪儿都不知道，但这东西来了之后确实让人不舒服。理想就是一种火，它在哪儿不知道，但都会说，有时出了问题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当法律不健全时，理想变成了自律的动力，就像宗教信徒一样，他们的自律来源于敬畏，来源于追求。宗教信徒有美好的追求，他们敬畏神，所以他们就自律，自律就变成了好人，变成了好人就助人，助人就天下太平。企业也一样，因为有追求就有敬畏，有些事不能干，干了以后进不了天堂，干了以后理想就不能长远，所以企业就自律，自律以后就自助；所谓自助的过程就是觉悟的过程，自助而后助人，助人就是度人，这跟宗教信徒一模一样。

在追求理想、克己自律方面，柳传志做得也很有意思。我记得在联想股份制转制时，我们聊天谈到了股权、利益、管理，他说他把车、房都给别人，他就要企业管理的权力。因为他有梦想，结果他顺便也挣了钱，现在事业和生活都很好。王功权离开公司时，我们在亚运村一家酒店里进行交割，我给他支票，他在协议上签完字，我说：大哥，我现在就剩下理想，啥也没有了，钱全在你这儿，我就剩下一个公司、一堆事，还有负债。功权说，那咱俩换一下？我说，我还是想要理想。这个算账方法很有意思，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原来的几个合伙人在钱上都没怎么吵过架，这也跟理想有关。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坚持理想，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时，你对钱的事情是可以淡定的：第一你会站在合规合法的一边，不会运作赃款、黑钱；第二你跟人谈判的余地很大。

除此之外，理想还能帮你识别人。创业初期那会儿，我们没有HR，怎么甄别人呢？当时我们用了很多奇怪的土招来试人。比如抓一大把钱让新人去办事，看他回来怎么报账，根据报账方式基本就可以把这个人对钱的态度看清楚。新来的人通常分为三种类型，一种稀里糊涂的，回来后把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票丢给你说事办完了，这种人大体上比较简单，做事比较快，但不好管理；一种规规矩矩的，办完事以后把票贴得特整齐，事情也执行得非常好；还有一种回来贴了一堆票，但你会发现票里有很多小猫腻，这类人工于心计，心思都在钱上，根本不可能和你谈理想，需要小心提防。我们给这些人钱的时候好像是不经意的，其实心里都有数。第一种人是性格有问题，第二种人职业操守好，第三种人道德上有问题。我们会经常试，有时候就是聊聊天，谈谈未来、梦想、价值观和是非，最后你会发现这样可以找到很多同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万通这六个人，当年都是热血青年，价值观相同，在一块儿都是谈不着边际的大事。

我们六个人里有四个人都是海南省委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的。当我们做第一单业务时，为了把价钱砍下来，我们几个商量说由我出面跟对方要回扣，然后把钱拿回来交给公司，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那会儿那么困难，碰到这么多钱，但我们从来没有动过私吞的念头，后来形成惯例，每次谁拿到额外的东西，一律交给公司，要求比共产党干部还严格。

现在万通也一直强调不能有第二利益来源。我有时候在外边做演讲，会得到一些酬金，也都交给公司公关部，由他们捐给公益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