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平这件事，有时领导人讲的是道德公平，这种公平其实要靠制度公平才能落实，才能让大家有信心、感觉有希望。道德公平是制度公平的引导和开端，而设计一种制度，需要根据道德取向、价值取向，社会习惯、风俗和多数人的约定而制定。我们讲自由民主，这就是价值观，也是一种道德，有了这个意识，然后再设计制度。就像在西方，如果早期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没有形成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和道德，那后边的人就不会设计出这种相应的制度。所以观念、道德是制度文明、变革和创新的前提与引导。但光讲道德也不行，如果制度设计得不好，还是会让群众天天闹心和着急的，比如一会儿出现瘦肉精，一会儿又是染色馒头。没有市场惩罚机制等完善的制度，最后道德就不存在。不能总是等到出了问题，才呼吁大家要有道德良心、要做好人，这是一个商业社会，最终要将公平落实到制度上。

人类关于道德公平这件事已经吵了五千年，实际上很难有解，因为道德这件事是有历史性的。五千年前的道德跟现在的道德肯定不一样，而且，道德有阶级性。所以，不同人讲的道德可能是大不相同的。另外道德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都跟具体事、具体人、具体时代有关系，抽象地讲道德没有意义，因为你没讲明是谁的道德，比如房地产，商人的道德和政府的道德在某些方面一致、在某些方面不一致。商人道德讲赢利、股东分红、善待员工、社会公益，我们认为这就符合社会道德，不能说只有把房价降到老百姓买得起才合乎道德。而“老百姓”三个字代表的对象也千奇百怪，在中国有十几亿人，富人、中产阶级也是老百姓；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你把房价降到500元/平米，他们可能还是会买不起，而那样做的结果是企业崩溃。

所以说道德应该是很具体的，商业有商业的道德，慈善有慈善的道德，政府人员有政府的道德。如果只是在道德上讨论公平，则很难达成一致，貌似高尚，实则不然。就像一个公司领导，没事时不去研究制度，不去把薪酬体系弄好，而是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讲道德，员工的工资得不到增长，那有什么用呢！因此，制度公平比道德公平更重要。所谓制度公平，就是用法制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合理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各方面的行业制度。把这些都做好了，不用讲道德，结果一定会是道德上的公平。

我和功权、潘石屹等六个人最开始做生意时，有一段时间内部经常闹别扭，后来我们讨论出一个游戏规则，叫“不怀疑动机”，因为一怀疑动机，划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变成道德指责，合伙人之间就会彼此伤心。对于具体事情，大家就事论事，每件事合不合理都是商量着办。后来我们将制度构建得越来越完善，彼此从来不提道德上的是是非非，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依然是好朋友。

住房制度方面，我认为如果把保障房、商品房等上升为道德问题，这件事就没解；如果把它变成制度问题就有解。停留在道德层面上，只会引发吵架。政府监督房价，原来说是房价要降10%，派督查小组到全国各地去问老百姓调控的效果，结果走了一圈，发现西安往下多调了一点，但小组成员问当地老百姓，还是有人觉得白给最好。这怎么办呢？到底调控多少合适呢？如果领导人说商家道德上有问题，社会认为官员道德上有问题，大家互相指责，却没人追踪制度建设、制度理性，那这个社会就永远都进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