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于我1915年日记，如：

四月四日：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法。

十一日：子升、润之及焜甫至，讲读书法。

十八日：润之、少青及执钦相继至，共话社事。

二十五日：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五月九日：润之至，稍话读书事。（黎锦熙注：查我上一天即八日之记，日本已于昨日即五月七日下哀的美敦书矣！”故九日对“读书事”只是“稍话”。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廿一条”的消息是详谈的。当天下午日记云：“公报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四十八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于是群情大愤。”毛主席写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于他所看的书上。）五月三十日：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王邦模之号，一师校监学）久谈改造社会事。

七月十一日：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旧称）功夫做法。余谓宣读《说文段注》……十三日，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时放暑假，两人都离校住宿《公言》杂志社中）。

十五日：与润之说研究法。

十九日：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

二十日：收拾《公言》杂志社编辑室。坐门间，阅《群学肆言》、《缮性》篇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

二十一日：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精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三十一日：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选，宣示之以方也。

八月八日：晚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谓易于引导群众）为佳。

十一日：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

十四日：晚，览润之日记于焜甫处，焜甫前日来此住，预备考试。润之昨日之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级任去。

十五日：润之、焜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

二十九日：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平子（张平子，《公言》杂志杜同事）偕，时正组办湖南《大公报》，九月一日创刊，同日我动身来北京。

据以上日记及有关人士回忆，可以看出在此期间，毛泽东与黎锦熙过从甚密，二人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且黎锦熙对毛泽东的学识、品行十分推崇和赏识。

1915年9月，黎锦熙应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前往北京，担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后改编审员）及文科主任。此时，毛泽东仍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两人虽然相隔千里，但仍鸿雁传书，音讯不断。

在这些书信中，毛泽东所谈论的问题，范围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到哲学思潮、人生观和世界观、求学方法、身体锻炼，直到“挽救天下之道”，无所不及。由于误传黎锦熙被袁世凯所罗致，毛泽东在1915年11月给黎的一封信中，恳切地劝诫道：“袁氏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也。”由此可见，这位22岁的读书青年，是何等严肃地在思考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