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部队从四川成都出发时，达赖喇嘛也由北京返回藏地。途中，他得到西藏王格伦的密报：“英兵已退，川军大至，恐不利，宜制止之。”达赖当时的处境，真是左右为难，因为他既已经向清朝政府明确求援，就不便反复，所以密令格伦立即派出藏兵数万人扼守住川藏路要地。当时的川边大臣赵尔丰，早已预见到达赖的这一想法，他装作不知道，独自率兵由北道进剿德格叛匪；另一方面，他密令钟颖所率的川军（我们的部队为其中一支）从北面秘密跟进，全军会师于昌都[1]。

全体部队集中在打箭炉待命，休息了大约一周，钟颖统领才从后面慢慢赶上来。我们又准备了三天，才出发。从打箭炉城出关，就到了四川省最偏远的边境，从这里进入前往西藏的大道。自古以来，必经过巴塘、里塘（今理塘）、昌都、恩达、硕板多（今洛隆县）、丹达山、拉里、江达，最后才能接近拉萨——这条路线，就是举世闻名的川藏大路。沿途各站都有清政府的驻扎人员，也被称为“康藏南路驿传大道”。我所在的军队，奉令改由北道出关，行军一日，由折多塘北向，经过长春坝、霍尔章谷、甘孜、曾科、岗拖，到达昌都；或者绕岗拖去往类乌齐、三十九族，再到拉里，这一行军路线，为北路。道路异常荒僻，有时要经过大片的旷野，往往一两天里，都渺无人烟。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完全作好了准备，在藏地境域行军、驮运装备，需要“乌拉”[2] 来承担运输，但因为环境恶劣，这差事又太苦，必须两三天更换一批“乌拉”，没有他们，便不能前行一步。此外，所有的弹药粮草、行李乘骑加起来，全军每一个营级单位，都需要牛马牲畜二千余头，而这些牛和马的来源，也全部征集自沿途经过地的藏民。老天保佑我们行军的开始几天，牛和马的数量尚算充足。可是，接踵而来的一个矛盾是，这样高负荷的长途行军，所需经验谋略绝不是那些内地带来的夫役所能够胜任的——更何况行至打箭炉之前，内地差役们已逃走半数了。而且，内地来的马匹，一旦进入藏地，亦有种种不适和惊惧，几乎每每不堪用途。赵尔丰将军以陆军初次进藏，情形不熟，生怕忽遇意外的阻击，“乌拉”的数目不够用，将严重影响我军行进速度，所以终日审势度时，十分小心；在当时的情形下，兵分两路，派我所在部队走北面的路线，也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

从打箭炉拔营当天，部队就在崎岖的山道上突遇雨雪交加的坏天气，寒风刺骨，全体官兵和劳役、牛车马匹混杂在一起前行。虽然听说过这条路上设有驿站，但路况奇恶，差不多有一半全是蜿蜒向上的山间小径，砂砾遍地，人畜站立不稳，无处藏身。与此同时，山野空旷处风雪肆虐，吹打得人睁不开眼睛，连呼吸都感到困难。那荒地上的山路，时登时降，人一会儿要应付脚下滑倒的危险，一会儿又气喘咻咻地爬坡。沿途也看不到任何村落。挣扎了一天，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叫折多塘的地方宿营，时间已是晚上七点。天黑路滑，长蛇一样的大部队仍在蜿蜒蠕动，零落而至。士兵喧呼声，牛马嘶鸣声，夹杂着风雪呼吼，直至夜半才渐渐平息。官兵们个个含胸缩颈，面无人色，且躺倒下来，仍战栗不止——其凄楚状况无法言表。我则是在到达宿营处后，倒头便睡。第二天，号令一响，部队又开拔了。

由折多塘经长春坝、道坞、霍尔章谷，再到甘孜一带，沿途倒是渐有村落人家。居民一般有数十户到数百户不等。途中亦有小村落及位置偏僻的喇嘛寺。这一段路程，我们走了二十多天，也许是上苍开眼，一路上都是少有的晴天，道路也全都是沿着山体的腹地或山沟向前，比之前平缓不少。当走得舒服惬意时，我还是会想起刚出打箭炉城后，那第一天的恶劣天气，官兵们真是饱尝了风雪之苦，当时每名官兵心里头都在嘀咕，前方山道，一定会有比这种地方更苦的境遇！想不到，第二天一早，天气竟一路放晴，风清日暖、细草如茵，官兵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走过的地方，有时两面的高山峰峦直矗，山巅积雪，横如匹练，丝绸一样闪闪发亮；有时出岫白云，与摩天积雪共为一色。大家纷纷凝眸远望这瑰丽的雪山风景，兴奋异常，几近忘掉塞外行军之苦。我当时担任部队的督队官，每天起床最早，必须在黎明之前完成统筹，率领或通知各部队藏人向导和各营监营官，乘马先走。我记得那是将要走到长春坝的一天，天空湛蓝，风和日丽。极目远眺，草天相接一望无际。藏民向导似乎是不愿辜负这良辰美景，纷纷扬鞭策马，你追我赶！一时间群马奔腾、疾驰如飞。我也被眼前这优美异常的风景吸引着、感动着。虽然那时，我的马术尚欠精当，却因一时热血沸腾，策马追赶上去。谁知我身重腿轻，左右颠簸几下，险些落马。勉强在一片霞光中勒住坐骑，慢步跑回宿营地，已经是汗流浃背，两条腿疼得不能再走路了。

部队行至道坞时，看天色尚早，我叫来一名年轻军官，一起步行到营地近郊。在那疏疏密密的树林里有十几户居民。暮色中，周围的草美而细，风景如画。树林外面，有一道长长的河沟，宽四五尺，碧水清浅。水中鱼儿品种繁多，个个长得大而肥美，在我们的脚下往来游跃。我们正苦于没有东西吃，刚刚想要下河捕鱼吃。转念一想，散居林间的那些居民，看不到谁家门前有鱼网罟箩，正因没人捕食，那鱼儿才繁殖得这样密集。思来想去，我觉得其中一定有原因。于是找来一名藏族的通事，一问才知道，原来藏人死后，不用棺材，只用一层薄土盖上，再请来当地的喇嘛为死者诵经超度。在这一过程中，又有专人用刀割碎尸体，抛掷到指定地点，以饲雕鸟。这样的葬仪形式，称之为天葬；死后，尸体以火焚之，称之为火葬；一般底层的、地位卑微的死者，则是把尸体投扔进河流，任鱼鳌食之，称之为水葬——也是因为有此葬法，藏民是不吃鱼的。我们明白真相之后，也不再吃鱼了。

霍尔章谷[1] 只有百十来户居民，已经改掉了原先土著民的生活习俗，归附文明社会。清政府委派理事官监管此地，因此汉人也有不少。部队出关之后，沿途看见的都是红脸膛、衣袄襟带往左面斜挂的藏民。他们平常的饮食，多以糌粑酥油为主。并且，很多人家都是居住在荒山野岭的散户，根本看不到在自己家乡吃惯了的蔬菜水果。每天行军疲劳，竟吃不到一顿像样的饱饭。从打箭炉出发时，原计划是要多带些食物的，可是，我们军中有一个十分讨厌的管事者，叫林修梅，他竟竭力反对，不允许大家多带粮食，以免半路上粮食短缺，大家会因为吃不习惯藏地的食物而食不甘味，至以为苦。直到部队开进霍尔章谷，大家才看见了和内地相似的集市，众人兴奋不已，立即派人去购买了一头肥猪、几斤鱿鱼，切碎，用豆豉炒好。除了当天晚餐被吃掉的那部分外，还把剩下的分两桶盛好了，放在马背上带走。那个名叫林修梅的军官看见了，嘴里仍喋喋不休，抱怨大家不把他的话当回事。大家对他的抱怨，干脆爱理不理。以后每天用餐，大家坐下来，分享那些猪肉鱿鱼的时候，林修梅却比其他任何人更起劲儿，吃得也最多，我由此看到了他骨子里的卑劣馋酸。

途中，我们时常能看到千百成群的牛马、悠然恬静的牧场景象，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欣赏。部队在霍尔章谷停下更换“乌拉”，弄了整整一天还没有全部换齐。半夜，官兵正在酣睡的时候，忽然听见四面八方的人声和牛马喧嚣，我连忙起身看，原来是当地的藏民们给部队送“乌拉”和牛马来了。放眼望去，漫山遍野而来，数目不少于一千。我不由得坐在那里发愁：等到明天早晨要把所有牛马替换掉，驮装捆绑，不知要弄到什么时候？等到天亮一看，外面的藏民们正每人挟抱着一骆[1] 货物，在往调换的牛背上安放。每骆货物都超过一百斤，而藏民们搬弄起来，竟然举重若轻。到下午一点左右，两千多骆的粮食弹药竟然都全部捆载、调换完毕，藏民身手之敏捷，是汉人无法比及的。若不是在现场亲眼所见，真叫人不敢相信。藏民们健壮的体格，让我不禁对这个生活在高原绝地上的民族心生敬慕。难怪唐朝的时候，中国的北方边境屡遭侵患，就连当时有着赫赫威望的一代名将郭子仪和马璘[2]，都不敢轻易和这些边疆言战，能议和的，尽量坐下来议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