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傍晚宿营的时候，牛马总要拥挤到草坪中间，那些随行的藏民们卸起装备来，动作更为神速。两千多头牲畜，不到一小时已全部悉数卸完。藏民一声吆喝，牛马们立即四散，满山满谷到处吃草。天黑后，那些藏民站到旷野上一声呼哨，但见山头群牛攒动，争先恐后，全都自动自发地回到宿营的地方，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去驱赶！藏民们也就是就地打一根木桩，用惯常的长绳子一系，那些牛马亦纷纷自行排列成若干行。长绳中再系无数短绳，拴在牛蹄上。牛倚绳，或立或卧，秩序井然。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天晚上，半夜起来小便，见帐篷外面风雪交加，原先位置上的牛一头也看不见。我非常诧异，急忙找来卫兵询问，经他用手指点，才知道那千百匹牛统统躺卧雪中，酣然无事。大雪已将牛的身躯盖没，走近去看，像是旷野上有无数雪堆，隐约起伏，要不是其中有几匹在积雪堆里转侧蠕动，根本想不到那些全都是热血的动物啊！

到了甘孜、曾科、麦宿（削）、岗拖一带，地势开始陡峭，满世界峰峦横亘、冰雪弥漫。部队每次从山的腹腰处经过，山水泻冰，天空竟有冻结了的万丈瀑布直直地垂落，融化的雪水在地面上汇集成宽度达十数丈的冰原。人马通过时，必须先派人用铁镐凿地敷土，方能够勉强保持身体的平衡，不至滑倒。山谷底下，远远看过去，那些夏日里奔腾不息的溪流，也全部凝结成了冰。部队辎重[1] 一干人，牛马数千，负重踏冰而过，冰面的破裂声，吱嘎不休。即便隔开十数公里，也能够听见。季节已近深秋，一天比一天严寒，每天必遇大雪纷飞，朔风怒吼。每一天行走途中的人马牲畜，皆灿若银装。我骑坐在马背上，不禁脱口吟出一行诗来：

“冰敲马蹄铃声细，

雪压枪头剑气寒。”

这样的句子，全是写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了途中艰辛和所经历过的触目惊心。

从麦宿（削）再向西（雅龙江），河深水急，茫茫雪野，根本看不见渡船的影子，没有人烟，也没有桥梁。如此庞大的队伍没办法过河，只好临时做皮划船。用山野谷地寻来的野藤做船体，以牛皮为船壳，做成半只香瓜的椭圆形状，放到水里，倒也轻捷如燕。那一群群宛转在波涛之上、蓬头垢面的士兵，一时间倒也似真似幻，做了回凌波仙子，波浪耸起时好像在登山，波浪下落时又好像快要坠落到深谷，就这样颠来荡去。我隔了河岸站在滩上看，不禁惊出一阵又一阵的冷汗！幸亏这条河的河面不算太宽，波澜较小，大一点的皮船可载重四百斤，小一点的也能载上二百多斤。凡所乘的小船，均以一张牛皮革扎起，较大的船用两张，士兵们要时不时地用酥油涂在牛皮的结缝处，以防浸漏。一列船队先渡辎重，然后再返回来渡载官兵。船小人多，每过一次，都要用好几天时间！我的那一营人马，竟足足渡了三天。河流又多，花在渡河上的天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幸好藏地的牛马都会游水，每次要过河时，先放一头牛下水，系在对岸，再放其他牛和马入水，根本不用吆喝驱赶，这些牛马就自动地往对岸那头牛站立的位置群集而去。

在那样一个绝无人迹的苦寒之地，这千军万马，竟然也一点一点地挪过了那旷世急流。

在渡岗拖河[1] 时，我在河岸边留宿好几晚，经常能看到深山里有数十只野鸡成群结队地在地面飞行。只要有空，我就约同伴带枪进山，每天都能击落数只，拎到江边剖洗干净，把鸡肉切成小块，拌上胡豆酱爆炒，味道异常鲜美，远不是家乡一般禽类的肉味所能及的。事实上，在西藏这样的高原旷地行军，最苦的未必是路途的艰险，依我之见，最苦的是每天早晨起床的那段时光。

部队到了甘孜以后，沿途能见到的居民越来越少。赵尔丰将军所定的路程，至少还有一百二十里以上没走呢，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到达的。而且地僻荒远，根本看不见任何驿站。没有驿站，就意味着不会有官兵来帮你准备取暖的燃料和充饥的粮食，在这荒郊野岭，一切都要自行动手；况且行军路上都是自己带帐篷，安营扎寨时随意架设，出发时又要立即拆卸，每天起床必须赶早。部队进入西藏之后，每天都在遭受刮风下雪的恶劣气候的侵袭。半夜里，雪堆满帐篷顶，第二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拆卸帐篷，扫去积雪，再燃起一堆火把潮湿的篷布烘干，否则带着水汽的篷布就会沉重无比，驼运时很费力气。最令人感到痛苦的事情是天将亮未亮之际，帐篷已卸，寒风削面，人刹那间暴露在寒流之中，如鹄立旷野——只为把帐篷烘干去湿，再弄到驼牛的背上，前后大概要花去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大家的手脚僵冷，不由自主地战栗呻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助你取暖——哪怕一点点微小的温暖……这样的痛苦，决不是寻常人能够感同身受的，也不是任何语言可以形容的。如此，我们在路上走了五十多天，终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之一——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