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

“文革”中，红卫兵烧光了梁漱溟所有的古籍字画，同时给了梁漱溟一叠白纸，命令他不许自由行动，老老实实交代一生的反动罪行。但是梁漱溟把这叠白纸用作了其他用途。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记忆，梁漱溟写作了四万字的《儒佛异同论》，然后又接着写出了《东方学术概观》。就这样，他度过了“文革”最初四年的生活。

1970年，政协恢复了工作，掌管政协的军代表宣布梁漱溟所在的学习组恢复学习，梁漱溟又重新出现在学习组。不久之后，传来了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消息。

这时，军代表宣布，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中共中央和中共文革小组为四届人大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并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笔者：当时大家都是惊弓之鸟，非常害怕，没有一个人敢提意见的，都说这个宪法好，连个错字都提不出来。梁漱溟开始没吭声，到最后了，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其实他早就想好了。他说我还要说一点。他说征求我们的意见，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会，好久不开会了，咱们一点意见都提不出来，好像我们这个政协委员有个脸面问题，意思就是水平问题。他说，我想我还是要提点意见。大家不知道他提什么，他一提，大家就吓了一跳。

他说我这个人，对这个法，中国的宪法，从民国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搞这个了。我看过英国的法，看过好多欧洲的法。这个法，宪法本身产生，它是为了限制王权，限制个人的权力，希望大家都按照这个法来做，这是法的本意，所以，是不能够写个人如何如何的。我觉得这个宪法有欠缺，他没有直接点毛泽东，但是他点林彪，拿林彪来说。林彪那个时候并没有出事，在台上，他还并不知道林彪有什么错误。他说总纲上还写着接班人林彪。哎，我声明，我不是反对接班人，接班人外国不能有，中国可以有，这个谁要找接班人，谁接班，都是可以的。但是写上宪法，我认为是不妥的，道理就是我前面讲的，个人名字不能够写上宪法。第二条意见，说不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也不好。一国总应该有个元首，我们原来宪法就有国家主席，没有听说哪个国家没有元首；国家主席还是要，应该要，谁当，谁来当，那是另外一回事。

提完以后啊，当时会场上的情绪，鸦雀无声，情绪紧张，你看我，我看你。其中有个委员提出说，这个梁漱溟放毒啊，这个毒放大了，这话你要在外头讲的话，要砸烂狗头的。那个时候时兴这个话。

趁着这次会议军代表不在，学习组的组长，梁漱溟的老朋友于树德立刻采取了应急措施。

笔者：于树德说，他这个话，他负责。可是我们听到的人呢，我们现在就烂在肚子里头，出这个门谁也别说，家里老婆、孩子都别讲。咱们先做这两条，好不好？大家都同意。梁漱溟还赶紧说，我负责，我负责，我既然说了，就是我负责。他就说了这话。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受批判。后来才知道，实际上上边有电话通知的，那就是总理办公室的，应该说是周恩来的意思吧，说某某人思想反动，利用这个机会放毒，不要纠缠，不要跟他纠缠。这样，这个事就放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