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是的，当时应该做这种区分。

叶利钦给我写信。他在信中说，书记处的气氛不正常，变成了某种事务性机构，无法工作，他叶利钦不仅同书记处和利加乔夫处不好关系，同其他人也一样，因此他要求接受他辞职。

斯拉文：完全是个人问题吗？

戈尔巴乔夫：是的。好像是个人问题。但这是企图把个人问题拿到全会上，因为只有全会能够决定解除他的职务问题。我回答说："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我现在工作很多，我看到你有困难，但是要等一等．．．．．．"我当时还是保护和支持他的。我想，他可能比我们更敏感和更现实地碰到了官僚主义，碰到了抵制改革的力量。

斯拉文：您当时没有发现他的平民主义吗？

戈尔巴乔夫：当然发现了，他忽而坐电车，忽而利用媒体．．．．．．一个变色龙！

斯拉文：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意识形态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下面的人总是给他提同类的问题，什么衣服、鞋子哪儿来的，是否是进口货，等等。

戈尔巴乔夫：后来我发现他经常挖苦干部，动辄训斥，动辄解散区委会。虽然我向他提出批评，但是仍然认为应该支持他。

斯拉文：就是说，他虽然穿着改革的外衣，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严厉的党阀？

戈尔巴乔夫：绝对是这样。后来他又因为自己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感到压抑。这是他的致命点，他权力欲望极强又容不得人。至于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派，那纯粹是演戏。所有民主派都看到了这一点。他把所有的人都"利用"了。在全会上他说，我们对总书记有吹捧的成分，报告中要明确反对个人迷信，反对集权主义，反对专制，而我们却允许对总书记搞个人迷信．．．．．．　他当时讲的这些话非常有意思。叶利钦通过打击那些掌握大权的人使自己成了英雄，他开始千方百计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砸碎一切，但是他是在逐步进行的，当时他也只能如此。

斯拉文：当时谁主持全会？

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当叶利钦举手要发言时，叶戈尔·库兹米奇装作没看见。于是我提示他："叶戈尔·库兹米奇，叶利钦想讲话。"叶利钦发言了。我接手主持会议并说："他的声明非常重要，意义深远，又是在十月革命７０周年前夕。那我们就讨论讨论吧"。

斯拉文：好象当时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说，叶利钦是从背后给党一刀。这是当时最严厉、最尖刻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