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灵魂，而胡适则是新月社的领袖。胡适何许人也？他本名嗣穈，后来，他给自己改了名字——“适”，据说出自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是1910年“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生。到了美国，他进了康奈尔农学院学习农学。可是，这个智慧一流的人物，却被苹果树的分类弄得晕头转向。其他人二十分钟能分清三十种苹果树，胡适花了两个半小时，只分出了二十种。所以，他极郁闷地转行。这一转，非同小可，竟成就了他日后的名声。

他开始研究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陆续获得三十多个博士头衔；他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此后，他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他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小说《一个问题》，为中国“问题小说”流派开宗之作；他是那场文学革命的领袖。在徐志摩眼中，胡适敦厚，师长一样令人觉着温暖，受人尊敬，但创造社的郭沫若就对他印象不好。而胡适在那场“夕阳楼之争”中表现出的英文优越感，更是让创造社视他为的对头。不过，也不能全怪胡适，若不是郁达夫在那场争论中，先用了些不入流的话嘲弄了胡适，胡适后来也不至于“过分激烈地”对创造社等人不通英文的事实表达蔑视。毕竟，胡适崇尚的也是绅士风度。他生命中的绝大多数时光，都维持着平和。所以那次“夕阳楼事件”也是他先退让，在争论中先对自己的过分言辞表示惭愧，对自己在争论过程中的无礼道歉。然而双方的纠纷在胡适的退让中渐息时，冒冒失失的徐志摩又一头撞入，于是纷争再起，不过那已是后话。

胡适与徐志摩，新月社双绝。因为新月，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徐志摩亲近胡适，“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恋、谈人生、谈此谈彼……”胡适欣赏徐志摩，认为徐志摩对诗的见解甚高，学力也好。他甚至希望徐志摩能成为东方的惠特曼惠特曼(Walt Whitman)：十九世纪美国杰出的民主诗人。。也许正是带着这样的期望，他不断地在徐志摩的文学创作上给予他鼓励与灵感，所以徐志摩才会说，他的大多数的诗行都是胡适撩拨出来。可以说，胡适亲手开创了新文化运动，而徐志摩的出现，则继承了他的使命。

胡适与徐志摩的相交，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力行者之间的相遇。事实证明，在新月社的全部发展历程中，无论少了他们当中的哪一个，新月都将黯淡无光。曾经，胡适在徐志摩离开北京时，维系着他们的聚餐会，否则，用徐志摩的话说，聚餐会早已呜呼哀哉了；后来，胡适失去了徐志摩，新月失去了灵魂。他作为领袖，再也无法像原来那样感召新月同人。于是，新月众人散成了天上群星，各自散发光彩。尽管在很多事情上，胡适与徐志摩同声相契，但他们实如一个灵魂的正反面。徐志摩在这一点上看得透彻，他对胡适说：“你我虽则兄弟们的交好，襟怀性情地位的不同处，正大着。”

徐志摩浪漫温柔，文字柔软多情，但现实中，他却能激烈到先以离婚的方式反传统，后以再婚的方式实践他的先锋理想。所以，徐志摩在浪漫里成为持刀骑士，惊世骇俗。而胡适，倡导全面西化的新锐干将，却谨慎保守地留在了包办婚姻里，甘心成就世人“小脚夫人，留美博士”的笑谈。胡适的矛盾，诚然是那一代文人的典型性格，却也是胡适自己的性子。他持守中国文人的礼义与温和，强调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说着这话，胡适在自己的情感问题上秉持了理性。

这种理性，使得蒋公中正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是这种理性，令胡适在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中，被说成“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或许，发乎情、止乎礼，是因为胡适将他的生命重心落在了经世致民上，而不像徐志摩那样，仿佛是为爱而生的。

还是徐志摩的话：“你(胡适)在社会上是负定了一种使命的，你不能不斗到底，你不能不向前迈步，……但我自己却另是一回事，……我唯一的希望是……在文学上做一点工作……始终一个读书人……”或许，胡适并不愿承认自己的使命——政治。在这点上，他羡慕徐志摩也说不定。因为胡适曾说，终生不谈政治。但终其一生，他都在谈论。谈五四，谈苏俄，谈人权，谈法治……他跟袁世凯谈过，同吴佩孚谈过，与段祺瑞谈过，也与蒋介石谈过。每一次面向庙堂的言谈，也都是温和，他似乎永远微笑着，向世人描绘他的理想中的社会。

最后，在他离开人世后，人们在他的墓志铭上写：“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