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注意杨案审理过程中朝局的变化。此案发生后，光绪帝新立，但因年幼，母后临朝，近于一种“孤儿寡母”之局，最高统治者要使朝纲整肃，不能不有立威的办法。当时言官弹劾办案诸臣，说这些人藐法欺君，“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正好抓住了慈禧的心理，促使她下决心把此案彻底清查，并严办渎职大臣。

还有一些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比如传统社会里地域观念的深入人心，冤案发生在浙江，故浙藉官绅几乎同仇敌忾；言官对官僚集团的巨大威慑作用，清朝的言官是可以“风闻言事”的，即他们以批评官员为职责，却不必要求言必有据。这种制度决定了整个官场决不会是铁板一块的利益共同体，既有利于皇帝操控，对民众也应该有相当的好处；人们对科举功名的重视，杨乃武有举人的功名，所以地方官员对他的刑讯逼供更容易造成轰动效应，激起天下士子的公愤，使舆论早早就对官方不利了。

以上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被过去讨论杨案者所论列。但近读《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其中收录了当时媒体关于杨案的报道，意外发现，原来，我们讨论杨案时，漏掉了一个崭新而又其重要的角色，这就是《申报》。哪怕是资料极为翔实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对《申报》的作用，也无一字提及。显然，在晚清社会中出现新闻媒体这样一个利益超越官与民两极的新事物，当时人们还未给予足够重视。这样一个新事物越出了中国民众的经验，故而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必然是潜移默化、逐步增长的。

《申报》的“搅局”

用现代报业的标准衡量，最早的中文报纸是外国人于晚清时期在香港创办的。继之而起者，则有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和1872年创办的《申报》。《申报》的主人为英商美查，报馆设于租界，受治外法权的保护。《申报》最早关注杨乃武案始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1月6日，这时杨案已经发生，《申报》把它作为一个社会新闻，发表了题为《记余杭某生因奸命事细情》的长篇报道。报道系根据传闻写成，详细描写风流书生与不守妇道的女子如何勾搭成奸，又如何合谋毒死亲夫，颇有猎奇色彩。数日之后，该报又于13、14、15日连续披露此案疑点，及县、府审案过程中杨乃武遭刑讯逼供、报省复审时翻案等情。由于《申报》发行量大，流传面广，其报道便使原来仅限于浙江本省人和部分官员所知的此案公诸天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杨案过程漫长，在长达近四年的审理中，《申报》一直追踪报道。如前文所述，此案初起时，《申报》由于创办未久，通讯网受到限制，报馆中人对新闻的理念可能也有偏差，他们对杨案采取的是一种迎合市民口味的猎奇的视角，但随着案情的发展，《申报》对新闻的处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与现代新闻理念契合，即以追求事件的真相为天职。他们除了及时转载《京报》有关此案的上谕、奏折等公文外，另陆续发表了40余篇报道和评论。《申报》还有一个让中国民众耳目一新，笔者认为是划时代的举措，这就是它公开揭载了杨乃武家属的几次鸣冤上告状。在传统社会里，平民百姓想发泄一下对左邻右舍的不满，在街头巷尾粘几张匿名揭贴都是不被允许的，而现在，杨乃武的家属却是直接控诉官府，何况还闹得举国皆知，这不是反了吗？只要想到这一层，就绝对不会低估《申报》刊登民众告状信对中国社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