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受父亲影响，从少儿时代起，就对辛亥革命产生一种模糊的支持态度。经过将近一个世纪，我没有发现有说复力的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事实和理由。我认为不能把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混乱局势归因于辛亥革命，因为中国的每一个政权灭亡后，都曾出现过群雄并起、战乱频繁的时期。满清灭亡后，无论是否经过辛亥革命，总是会出现一个混乱时期的。当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而且坎坷多歧，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多痛苦。但这也不是辛亥革命之过错，而是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政制度的余威。 

辛亥革命后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 先谈经验。我认为，从中共成立起到1949年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前三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两段引文见《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二卷，第664—665页。这是符合当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的。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又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表述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这更明确地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标，就是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综上所述，所以我认为中共进行的新民主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根据类似的理由，我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是要“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也是一种现代化经验，但因改革开放时间尚短，仍有不足，所以只是一种不完全的、或半个现代化经验。 

再谈教训。我认为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走上了歧途，教训深刻。在对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注：左倾教条主义者将之误为封建制度，为叙述和引用材料方便起见，我这里也暂称为封建制度)的批判和改造还很不彻底时，过早地进行了批判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如胡绳所说，1957年9月至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第336页。这样，从1957年年末起，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就放松了对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余毒及其理论基础的儒学，进行必要的、不懈的批判和斗争，而只是集中地致力于批判和消灭资本主义。这种失误，邓小平在酝酿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也深深体会到。他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字眼，但其主旨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他深感封建主义的影响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严重阻碍作用，并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活，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着的主要弊端有“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多少少都带有些封建主义色彩”。他还进一步指出：“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中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由于清晰地看到、体会到封建主义余毒的惊人泛滥，他紧接着提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尽管邓小平认识了这个问题，但他对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所以，人们只要留心，就会从日常生活中，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的实际运作中，从报纸、杂志上，从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里，看到、听到、体会到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指出的各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表现，还十分流行，有时在有些地方还很猖獗，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恨和有识者的深深忧虑，认为大有害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这样的事例很多，我这里只举一二件。1997年7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上王干才的文章指出：反对封建主义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们在与资本主义作斗争时，自觉不自觉地借用封建主义的武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典型的例证；另一方面，当与封建主义作斗争时，又往往拒绝资本主义较封建主义较优越的事物，而且将许多不属于某一社会形态而属于全人类社会发展中固有的优秀遗产，看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拒绝。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致使封建主义至今还根深蒂固、顽强而广泛地表现自己。该文还指出，封建主义还宣扬大多数人对于个人的依附和顺从，并已积淀为民族心理的深层成分，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既定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这是和建设、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独立、自主、公正、平等、竞争、进取等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极有害于改革开放事业的。2000年，杨春贵在《半月谈》第17期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思想源远流长，其影响不可低估。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最初的二十年，我们在思想战线上重视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而严重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有时还不自觉地用封建思想去批判资本主义，甚至用封建思想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文章还指出，在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在一些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在基层，封建残余思想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例如，个人专权擅权、滥施淫威的“霸王”现象；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官本位”现象；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现象；“一人做官，鸡犬升天”的血缘宗法现象；装神弄鬼、算命测字、神秘气功的迷信现象等等，随处可见。 

综上所述，足见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只集中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思想，忽视批判封建思想(实质是君主专政思想)，乃是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留下大量难以撼动的绊脚石，教训是极其严重的。 

这里还应提出的是，由于科学技术空前发展，信息交流日益增量增速等原因，全球化进程尽管会不断反复，但总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此情形下，中国不能也不应独善其身。中国应该在谋求自身进步的同时，尽其所能地参与全球化进程，防止其成为一种各国互相竞争、用以利己排他的运动；促使其成为一种所有国家互利共赢的运动。中国不仅应该教育自己的国民成为坚决维护自己权利、严格遵守自己义务的好公民，还应预备有一天会成为世界政治共同体的好公民。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谋求和维护自己进步的同时，也有助于全人类逐渐走向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境地。 

刘绪贻 

2011年8月20日 

于珞珈山求索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