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的东墙上悬挂着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

这是冯友兰书赠李泽厚的，反用了曾国藩的名句“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遥想二十五年前，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遭到一片反对声音围剿之际，九十岁高龄的冯友兰先生坚定地赞成李泽厚的观点。冯先生已经辞世二十年矣，李泽厚也已进入八十岁老人之列。

2010年中国学界的一大盛事，就是数位学术泰斗先后度过了八十华诞，包括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厉以宁，法学界的江平，历史学界的资中筠、袁伟时，还有海外的许倬云、余英时。就在笔者拜访李泽厚先生前不久，几个学术机构举行活动联合为他祝寿。

“我向来不参加这样的活动”，李先生告诉我，然后幽默了一句，“但是吃饭时我去了。”他有一个“三可三不可”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因为后者太正式，前者都属聊天，愿意聊什么就聊什么，随意得很”。

李泽厚穿着睡衣，坐在躺椅上，神情悠然地和笔者聊着天。他说自己个性孤独，“从小见不得生人，总往后躲，大人骂我‘出不得世’。几十年散步都是一个人，连太太也不让陪”。

他戏称自己有三个“毛病”： 一是记不住面孔；二是记不住声音，有次儿子来电话也要“报上名来”；三是记不住路。他还回忆起五六十年代被扣过三个“帽子”：一是不接近群众，二是不靠拢组织，三是不暴露思想。在当时，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虽然经历了多次“批判”，但是他个性不改，依然固我。在学术思想上他也同样的“固执”。 十五年前他提出来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说：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当时反对意见很多，被人骂得一塌糊涂。可是李泽厚至今还是坚持“四顺序说”。

“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把政治民主摆在第一条，先搞政治民主，经济才能发展，我从来就不赞成这个看法”，李泽厚坦率地说，“20世纪80年代我就认为（老实讲这是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最重要，政治民主今天搞成了，经济基础不改变，一夜之间就可以回到专制，这在非洲有很多的例子，菲律宾、海地搞政治民主也搞得一塌糊涂”。

在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面对巨大的社会公平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共识。甚至连温家宝总理也在多个场合重申邓小平的名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很显然，“仍然赞成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李泽厚确实有些过时了。

不过，李泽厚仍然在密切关注着中国的现实发展，而且有些新的思考。当我问“中国道路应该怎么走”时，他回答说：“重要的不是‘中国往哪走’，而是‘不往哪走’。三十年代德国走过的路，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

如果未来中国真的陷入历史劫难，我们至少可以说，曾经有人发出过警告。真正的思想就像金子，是不会永远被埋没在黄沙之中的。

真正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可以照亮一个灰暗时代的。李泽厚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