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悲情意识，寻找中国位置

“告别口号”更重要

马国川： 你是一位摄影家，为什么会对发生在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感兴趣呢？

刘香成：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百年，是所有中国人的记忆之痛。在去美国读大学之前，我接受的历史教育和大陆同龄人没有什么不同。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百年沧桑”是共同的记忆。

不过，时过境迁，“百年沧桑”已经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对它没有了生动的记忆。我编辑这本书，就相当于把散落在世界的历史碎片收集在一起，形成我们的共同记忆。

我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图片，把中国人的“百年沧桑”具体化、具像化。好的图片本身有一种生命，它能够与观看者产生情感的交流，从而帮助读者对“百年沧桑”有更深刻、更切身的认识。再说百年沧桑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客观的东西呈现在那里，而不是变成一种口号，口号是很危险的。

马国川：我是1971年出生的，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口号式的，对历史的记忆其实是非常抽象的，干瘪枯燥，没有活力。

刘香成：现在有些学者呼吁“告别革命”，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告别口号”更重要。口号似乎是新中国的一个特点。历史一旦变成口号，就变成了很粗糙的、不客观的东西。

摄影是从欧洲开始的，图片作为一种语言来表述历史事件，在欧洲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在中国，摄影作为一种语言，人们的认识还是比较欠缺的。我走遍世界搜寻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照片，深感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首先你要带着一个摄影师的语言去阅读每一张照片。编辑的时候尽量介绍日常的生活、民生的状况和事件，把一百年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出来。我希望这本影像集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现在这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教育，是很糟糕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应该请读者自己去判断，自己去思考。今天来看是一种感觉，再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可能后人又是一种新的认识，但是图像没有改变，只是观察者变化了，视角变化了。历史永远可以有新的解读。因为对历史的解读里，浸染着对现实和未来的思考。而且我们要相信，后人有能力来思考，来判断。

“中国人受伤的感情至今仍然脆弱”

马国川： 除了“百年沧桑”，“百年耻辱”也是中国人共同的记忆。提起近代史，中国人心头总是萦绕着挥之不去的耻辱感。

刘香成：是的，据我观察，中国人至今仍然在所谓“百年耻辱”里，难以挣脱。基辛格在最近出版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里说，在中国寻求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仍然认为西方严重亏待中国。虽然中国正从曾经的劫掠中重生，但是今后中国跟世界怎么来往，这个起点不会放。

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强加于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这场运动标志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代表着对晚清时期外国人半殖民式在华存在的心态。

马国川：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其间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北的满人曾侵入中原，但几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国主义的概念。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学说和汉语最终将非汉族的入侵者同化进“本土”文化。因此，元朝和清朝毫无疑问地被认作是中国的王朝。

刘香成：可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屈辱”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屡见不鲜，常常同时出现，因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熟知。 

时至今日，中国对一切与中国主权有关的问题都充满了感情色彩：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在澳大利亚和法国火炬接力中的抢夺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国的年轻人。一个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网上检索了《人民日报》电子版，发现1946至2006年有十九个国家或组织被批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总计达一百一十五次。就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屈辱是人类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耻次之……”

马国川：尤其是年轻人，很容易激动起来，进而采取非理性的行动。

刘香成：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国家对历史也没有做一个很好的交代。

马国川：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性叙述和解读，这对年轻人造成了伤害。一些年轻人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另外一些年轻人思想则被束缚在几十年一贯制的口号式的历史教育中，在和世界交往中总是充满狐疑，以“阴谋论”的眼光看待世界。

刘香成：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现在中国人也有一定的自信心，但是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清醒认识，背负着沉重的屈辱感，年轻人就很容易采取非理性的举动，今天跟法国人吵，明天跟日本人吵，还要跟美国人吵。

中国人受伤的感情至今仍然脆弱。不然的话，为什么有些人会花几千万把圆明园的兽头买回来，然后摆在那里让大家参观，似乎这样就一雪前耻了。这些举动仿佛在告诉世人：我现在有钱了，我可以做这个事情。

现在还有那么多的文物在国外，怎么办呢？能够都买回来吗？甚至有人参与竞拍，拍到手了却拒绝付款。这种没有诚信的搅局做法，怎么能够获得别人的认同和尊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