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写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

刘香成：现在对历史应该有个新的态度，不需要再以那种非常强势的受害者的立场去看历史。

马国川：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对待历史，就要原汁原味地记录历史。

刘香成：人们如何感知历史取决于历史如何写成。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英国评论家凯伦·史密斯最近援引马克·吐温的话，她在回答“为什么我们这么厌恶过去”时说道，“因为它太让我们丢脸了”。史密斯继续说道，“如果历史像马克·吐温说得那样使人蒙羞，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此。同样，至今一百七十多年里数代的中国人乃至当代不少中国人都确信，从十九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入侵者带来的屈辱使他们蒙羞。这是需要纠正的”。

在中国，书写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2011年初，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央党史研究室连续四任主任历时十六年才重修完成1949至1978年的历史。由于这部书并没有提及诸如1960至1962年大饥荒的确切死亡人数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在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中，仍然保存着自十九世纪起中英两国接触的版画。也还挂有当年英国第一任驻华大使马噶尔尼勋爵在大清帝国宫廷上立而不跪的历史的版画，位于汇丰银行香港总部四十四层董事长私人餐厅的墙上，但是，1997年香港主权交还中国之后，墙上取而代之以昂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歌颂中国经济的崛起。

马国川：当初乾隆接见英国使团时骄傲地说，大清国万物皆备，不需要跟你们通商。

刘香成：在此之前，西方认为中国是一个制度先进的国家，但是中西有了接触以后，尤其鸦片战争开始之前，西方人就已经开始转变了对中国的认识。例如，这时候欧洲的物质文明已经很发达，有了公共厕所，可是欧洲人在中国看到，中国人随地大小便，当然会觉得不文明。早期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开始破灭。

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早期中国人看到的是意大利、葡萄牙来的人，如利玛窦等人，头发比较黑，这些人很文明，都会说中文、写中文，还会学习中医等等。到了十八世纪，来到澳门、广州通商的，都是红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洋人，不会中文，中国人认为他们是野人。

马国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被欺凌，这也是中国人转变对西方认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受害者”的悲情意识仍然深藏在中国人心中。

刘香成：悲情在英文字里面叫“受害者”。 到底是用理性来看待历史，还是以情感来看待历史？如果是后者，那么永远也摆脱不了悲情意识。一定要从“受害者”里跳出来，你已经不是受害者了，这样你才能以平和的、平等的态度和别人进行交流。

马国川：在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甲午海战之后，中国因为受了屈辱，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情感，这是一百年来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中国经济实力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的今天，怎么来摆正这种心态，怎么来对待民族主义？

刘香成：民族主义这条线，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中国社会。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包袱。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要做的是把这个包袱放下来，带着平和、平等理念与世界交往。不管和哪国人交往，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不要有很多个人的感情绑在里面，而是就事论事，不要让情感影响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今天中国的位置在哪里？

刘香成：当年我来到中国，正值毛泽东去世，我感到中国人对很多的事情有兴趣，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那时我就认定，如果有机会来中国工作的话，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主题。

马国川：我觉得，和那个时代比起来，今天中国可能显得比较迷茫，并不清楚自己要得到什么东西。这似乎和对近代史的认识有关。近代以来，中国确实有文明落后野蛮的一面，也有被欺压、被侵略的一面，悲情意识对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也有很大影响。

刘香成：今天中国的位置在哪里？还是用那种悲情意识去衡量吗？显然不能。

我记得九十年代著名导演谢晋导演了一部电影《鸦片战争》，开播首映请我去，不到五分钟，我站起来就跑掉了。因为电影是用一个很粗糙的导演语言去拍摄的，里面一肚子受害者的怨气。

把事情简单化的做法是很糟糕的。现在一些人潜在的认识就是，软实力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中国有这样的能力了。你们西方花了三百年才拥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马上买到。在海外花大钱建立新闻社、搞电视，这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

我们的英文媒体，也包括中文媒体要先抓住来华的几十万外国读者的眼球，为什么他们对中国最感兴趣我们都抓不住，还要到国外发展，这逻辑很难想象。

例如，中国电影作为一个文化产业，近些年发展迅速。但是和好莱坞相比，还是距离很大，不可同日而语。好莱坞的人来到中国说，你们什么都有，但是你们不知道怎么编剧，怎么说故事。当然事情往往比这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