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不愿卷入这个丑闻，因此在谋杀案后的几周内，学校就运用强大的影响力对此罪行进行了危机处理。学校管理部门提出了一种推论：卢申陷入了一场同性恋的追逐中，他所做的只是任何一个无辜的异性恋学生在那种情况下都有可能做的事情。卢申的律师也把他的罪行描述成一场为荣誉而进行的谋杀，这样，卢申才得以逃脱了严厉的刑罚。但是，卢申还是在偏远的埃尔迈拉劳教所里度过了两年，即使是卢申最亲密的朋友，也都认为他“逃脱了谋杀罪名的惩罚”。事实上，没人知道他和卡默尔性取向关系背后的真相。

卡默尔的死让一直聚集在伊迪和约安公寓的这帮人暂时分开了。当卢申在十月初被判过失杀人时，博罗斯正在圣路易斯的父母家中，而凯鲁亚克和伊迪则住在底特律附近伊迪父母的家中，在那里伊迪的父亲帮助凯鲁亚克在附近的一家轴承制造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琼·沃尔莫搬去同她的父母一起住在纽约的劳登维尔，并在那儿生下了女儿茱莉。卢申的女朋友，赛琳·扬回到了纽约佩勒姆她父母的家中后便开始与其他男士约会了。只有金斯伯格还留在城中，他在城中上学并同一场黄疸病进行了战斗。此时的分散给了这个团队中的每个成员一段悲剧后的反思时间。

几个月后，这个圈内的朋友们又慢慢地回到了莫宁赛特高地。凯鲁亚克呆在格洛斯波因的时间仅够他挣钱来偿还伊迪为他所付的保释金。在卢申十月份被判刑后，对凯鲁亚克和博罗斯的控诉也随之结束。在受到限制而离开伊迪富有的家庭后，凯鲁亚克随着商船离开了底特律。这一次，水手长成了凯鲁亚克的麻烦，当商船到达诺福克时，杰克已经受够了水手长讨厌的性要求。他跳下船径直回了纽约。由于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尴尬，凯鲁亚克决定不告诉自己父母和新婚妻子他已经辞职了。他悄悄地住进了当时金斯伯格居住的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沃伦（Warren）学生宿舍，靠接听大厅里电话总机的工作来维持生活。他再一次投入到了他的创作中，而且比以前更为强烈地想要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

在出庭作证后，博罗斯待在了圣路易斯。在卢申被判刑后后，博罗斯觉得可以安全回去了。那时候琼已经带着她的孩子回来，并找到了一间足够他们所有人同住的公寓——在科瑞格斯莫尔西115号街的一栋楼里，这里位于他们原来的公寓南面几个街区的地方。在琼告诉她的丈夫，他并不是婴儿的父亲后，他迫不及待地同她离了婚。为了平衡收支，她决定将公寓里其他的房间租出去，哈顿·切斯因此得以在1944年的圣诞前搬了进来。

在离婚手续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琼就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与切斯约会了。切斯是个年轻英俊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在相貌和气质方面同卢申·卡尔很相似，所以他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团队中。切斯听从了一个名为贾斯丁·布莱尔利的老校友的推荐从丹佛转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布莱尔利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教育家以及科罗拉多文科方面的赞助人，他经常帮助很多有天分的男孩进入好的学校接受教育。搬入琼和她朋友的公寓时，切斯正在攻读人类学学位。他很快就同凯鲁亚克、博罗斯和金斯伯格成为了朋友，并加入到他们关于哲学的通宵达旦的讨论中，当然这通常都是在安非他命和大麻的刺激下进行的。后来，切斯也开始推荐一些书给他的朋友们阅读。安德烈·纪德的代表作《伪钞制造者》（TheCounterfeiters）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因此开始将书中的情景付诸于现实——那本书中的很多人物不是双性恋就是同性恋。这种将文字直接变成现实的行为在当时非常罕见。

一夜又一夜，他们激烈地讨论着从书中读到的精彩观点。这个团队对学术讨论的热情已经快要让他们走火入魔了。那年冬天，博罗斯决定对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每天进行一小时的心理疏导。博罗斯并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培训，因此这顶多只能算个业余的治疗。很多年后金斯伯格的私人医生告诉他这其实是非常有害的。每期的治疗都是“病人”躺在博罗斯的长沙发上，花费一个小时来讲述自己和自己的问题。偶尔，“医生”博罗斯会加入一些评论或做出一些建议。即使这算不上是一个好的治疗方式，但它的确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谈论自己人生和彼此交流想法的机会。通过这个过程，他们可以完善自己的个人信仰。

在他们之中唯一一个有点宗教背景的人是杰克·凯鲁亚克，他在罗威尔法裔加拿大社区的一个天主教会长大。在青少年时期，他并没有对自己的信仰有过多的想法，但随着长大，精神生活成了他的一个主要兴趣。中学时，他研读了福音书，但也被其他的文学著作吸引，特别是托马斯·沃尔夫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这也成为了后来他和博罗斯经常讨论的话题。

较之于精神，金斯伯格更在意的是自己在社交和性方面的问题。这对博罗斯来说很不可思议，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这也使得金斯伯格一些被压抑的欲望得到了释放。可能是受到凯鲁亚克坚持写日记的影响，金斯伯格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记录起自己的生活来。直到谋杀发生时，金斯伯格还只是偶尔写诗和日记，但现在他认为这是自己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在之后的50年里，他一直忠实地记录着自己的想法和行为，这些日记也是他作家生涯的开始。

金斯伯格继续忙于学业，但朋友们的智力刺激给了他更多的灵感。在《捕狼之夜》（Thenightofthewolfeans）的这篇日记里，金斯伯格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谈话细节。凯鲁亚克和哈尔·切斯——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他们的立场常常倾向于托马斯·沃尔夫的浪漫主义哲学，沃尔夫自我审视的美式叙述在40年代广受欢迎。博罗斯和金斯伯格认为他们发现的最好的真理不在美国，而在欧洲——类似基特和兰波的“痛苦现实”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是与卢申还在一起时就开始的“新视角”的讨论产物。金斯伯格受此启发创作了一首名为《最后的旅程》（Thelastvoyage）的叙事诗，他尝试着将新理论带入作品中。通过这首长诗，他意识到他履行了作为一名诗人应当信守的承诺——真实地表达自己。他聪明地认识到他的诗只是对学校里学到的学术诗的一种模仿而已，但在他知道在学会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来自我表达前，这也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