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悲惨世界里的西北狼

在黄父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前，黄家家境算过得去的。每周，黄父都会花上五毛钱买一只烧鸡给家人吃。他为人豪爽，结交了很多朋友。一些跑运输的朋友，会为他带狗肉、兔肉回来改善伙食。

当他自杀后，这个家几乎垮了。黄母每天拉板车去城墙上挖土，一车土卖几毛钱，靠这个养活一家人。重压之下，她脾气日益暴躁，整天没什么话，一火起来就抓住黄怒波打。黄怒波曾饿得从炕上掉下来爬不上去，母亲回家后见他哭鼻子，就火了，抓起来打了他两下。“我从小就缺少温暖。”父母并未给予细腻、温柔的爱的表达，这也许是黄怒波用粗暴和专制的方式向他亲近的人表达关爱的源头。黄怒波连下属穿什么衣服也要管，基本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他用严厉的呵斥来表达他的关爱。这或许为他公司的管理埋下了隐患。

母爱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那时候，不仅是大人，连年幼的黄怒波也必须学会如何忍饥挨饿地生存下去。

“那时候像狗一样吃东西。”黄怒波说。他们去野地里挖艾蒿、苦菜、蒲公英，用榆树叶和槐花掺上面蒸来吃。最好的日子是农民收割了白菜、甜菜之后，他们去地里捡烂叶子。

他在大街上捡过瓜皮，五六岁的时候就跟着大孩子去马槽里偷豆饼。一次，被人抓了个现行，大孩子翻墙跑了，他被留在了原地。抓住他的人心软，给了他两块豆饼。

黄家的邻居是厨师，每隔一两个礼拜会拎一口袋肉骨头回来。骨头上残余着一些肉和骨髓。好多孩子就在那里等着，等厨师扔下骨头就一哄而上去抢。他们用石头砸开蛆在肉上爬的骨头，挖出骨髓吃得一干二净。

黄怒波曾经和几个同学扒火车流亡，路上喝井水填肚子；回到家，急坏了的母亲打了他一顿，邻居塞给他一个馒头。他掰碎了，用热水泡开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几分钟后全吐了——饿狠了的胃受不了，本能地抗拒食物。“电影上饿了就狼吞虎咽，那是假的。”他说。这是他最难忘的挨饿经历。

当黄怒波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和伙伴们到公园里偷果子，躲在树上看着守公园的人牵着狼狗走过。晚上去农田偷黄瓜，瓜棚下一团黑，他伸开手臂，往瓜棚下一荡，摸到黄瓜就摘下来；他们还偷西瓜，在瓜田里趴下身体借着月光看，反光比较亮的就是快熟的瓜。

对黄怒波来讲，人生最大的困难还是在童年，他弱小、只有些微的力量，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他；他还不够坚强，会难受，会恐惧，会痛苦。他被名叫厄运的铁锤反复捶打，才有今天的百炼成钢。比起饥饿、死亡来，人性的残忍更像梦魇一样缠着他，令他终生不忘。

他记得，他的母亲一次挖土因城墙塌了，被土埋了。幸好被早晨捡牛粪的人救了，送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她一拐一拐地走回家。一些无知的小孩就学着她瘸着腿走路。她有时在街上哭，哭丈夫的死亡。“我母亲最惨的就是她作为女人，吃了一辈子苦。我的同学不懂事，动不动就学我母亲在街上怎么哭，这对我伤害很大。”

他还记得，他家好不容易养了一只兔子，工厂的人把兔子逮住，浇上汽油。着火的兔子痛得乱跑，那些人哈哈大笑。兔子被活活烧死。在那个是非颠倒、天良沦丧的年代，人对生灵丝毫没有怜悯之心。老弱病残皆可欺。

他更记得，他曾经与一男孩打架，对方打不过他。男孩的父亲就赶过来，抱住他，让他挣不脱；男孩拿起砖砸在他头上，把他砸晕了。等他醒来，头上流着血，那父子俩已经走了，围观的人哈哈笑，觉得反革命家庭的人就该打。如今他的头上还留着当年的疤。

过去与他父亲交好的朋友们，也躲得远远的。“谁要是跟你站在一起，就把他也抓起来。这个阶级斗争太残忍了，把人当畜生。”黄怒波说。

“这是谁家的野孩子？”这是黄怒波一次到同学家玩时，同学母亲说的话。冰冷的眼光和不屑的语气，令黄怒波受到巨大刺激。“我们就是社会的底层，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谁都可以欺负我们。”即使过了数十年，回忆起当年，黄怒波还是难掩怒气。

那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他的家庭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遭遇，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尝尽世态炎凉。

2010年3月28日，黄怒波重走戈壁。贺兰山唤醒了他少年时代的记忆。那时，他喜欢一个人穿过戈壁去贺兰山，“你不明白，那个时代，人对人是最狠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打我，因为你的出身是反革命家庭。只有狗不会咬你，只有毛驴不会踢你。我十三岁就上贺兰山，晚上就住在山里，反而觉得更安全。我觉得我上一辈子肯定是狼，回到山里时立刻心情就轻松了，山里没有什么能让我恐惧的东西。小时候的经历，让我对人的警惕心是比较强的。”命似草芥、人性如兽的年代，黄怒波选择了拳头。初中的时候他打架已经很厉害了，如果打不过就召集一群人打群架，或者用砖头砸人家玻璃。一次学校冤枉了他，旁人鼓噪说，你敢把学校玻璃砸了吗？他直接拿起砖头就把学校玻璃给砸了。再也没有人敢惹他了。

因为他像凶暴的野兽。“我玩命呢，你今天把我打了，明天我一定找你。你不把我打死，我就一直缠着你，要不就砸你家玻璃去。”他曾带着人半夜摸到别人家里用砖头砸玻璃，屋子里的炕上还有婴儿，就这么直接扔了进去。“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黄怒波说。

他的发小辛飞，当年属于干部子弟，父亲曾是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他回忆起那个年代也说:“我受到很多欺凌之后，发现打架居然可以保护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