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的T恤的生命历程表明，市场的重要性被全球化的支持者和批评家夸大了。我的T恤肯定受到了竞争性市场的影响，这件T恤的生命中的重大事件与政治、历史以及避开市场的创造性措施相关，而不是与竞争性市场相关。即使那些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唱赞歌的人也极不情愿经历这些事情，所以与其说T恤市场的成功者擅长在市场中进行竞争，倒不如说他们善于避开竞争。这些回避措施对穷人和弱者的破坏力比市场竞争本身更大。简言之，我的T恤故事的结局与市场的相关性比我预测的要少，它更多的是植根于市场的由阴谋织成的历史与政治网络。在层层揭开我的T恤背后的谜底时，我总被带回历史和政治中去。

许多曾经贫穷的国家或地区（例如中国台湾地区或日本）在全球化中富裕了起来，而且许多依然贫困的国家（如中国或印度）也不像以前那样贫困了。然而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大部分在非洲，而且还未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从全球化中受益。即使在中国等快速发展的国家，它们的许多领域还是落后的。我的T恤的一生揭示了在某些条件下，全球化有可能增加财富，但在某些国家却是一个“赢不了”的陷阱，一个权力失衡、政治与市场运行拙劣的陷阱，这似乎注定了未来经济的不景气。

我的T恤的故事也揭示了全球化争论中的反方（不管多么无心）在改善人类生存条件方面和其他人是一样的。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在最初的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双向运动”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一方面要满足市场力量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满足社会保护的需求。波拉尼对对立双方的妥协持悲观态度。彼特·多尔蒂曾提出了“经济是较大的文明化工程的一部分”的观点，市场的存续依赖各种形式的反作用力。我的T恤的故事最终证明了多尔蒂的观点：市场及其反作用力都无法单独向贫穷的棉农或T恤厂工人提供这么大的希望，但两者无心的结合就产生了希望。贸易怀疑论者需要公司，公司需要贸易怀疑论者，而最重要的是，亚洲“血汗工厂”的工人与非洲棉农两者都需要。

本书再版可以说是读者对第一版的反响的产物。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机会跟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学生、商人和决策者就这本简单的产品传记的无数问题进行了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