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斯威策上校安排我作为信使护送我们的情报邮袋到华盛顿。到达目的地后，我获准放假15天，看望佩吉和孩子们。现在，我们有了3个孩子：最小的内瓦在6月出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这是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现役军人很少有机会享受。同时，我还有机会向佩吉保证说，我很在乎她，很想念她，并告诉她在我的生活中她有多么重要。她是有理由担忧的，因为我的书信尽管十分频繁，却总要耽搁几个星期。问题出在缩印邮递系统：信写在一张纸上，经过检查后制成缩微胶片送到美国，然后再放大恢复至原来的尺寸，最后再邮寄。这个复杂的过程让佩吉倍感焦虑。我的假期实在太短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深入聊一聊，我又该归队了。

法国西南

我回到阿尔及尔的时候，正赶上1944年8月盟军进军法国南部的前夕。阿尔及尔这座城市变得死气沉沉，我几乎已是无所事事。我急于调动工作，最后，我终于在10月初接到了新命令，我临时被调到T部队-那是附属于亚历山大·帕奇的第七集团军的一个前线情报部门，当时已经沿着罗纳河前进，在里昂附近加入了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我在法国东部的多勒附近加入了队伍。前线只有几英里远，人员和物资不断地送往莱茵河方向，炮火声时时在耳边响起。

T部队是詹姆斯·庞佩利上校的“发明”。我刚到的时候，他已经是北非联合情报署在阿尔及尔的副指挥官了。该部队的任务是和前线作战部队一起行动，在敌人实施破坏之前获取科技情报。然而，上校想着给我安排一种不同的工作。他很欣赏我在阿尔及尔的工作，要求把我调去负责一个特殊的任务。庞佩利告诉我，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在罗纳河以西、卢瓦尔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没有多少可靠的情报，而在朝着莱茵河方向迅速追赶德国部队的过程中，该地区被忽略了。有消息说，德国的党卫军部队在该地区活动；还有消息说法国共产党的抵抗力量控制了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只待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已经知道西班牙共和军的队伍还沿着西班牙的交界处活动。由于各个抵抗组织在通过战地军事审判和即决执行的方式，借口清除通敌分子来清算旧账，因而局面有演变成内战的危险。

庞佩利上校命令我评估一下政治形势、经济状况以及外国部队或当地激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对盟军或位于法国西南端的法国新政府的政权构成了威胁。庞佩利笼统地分配了我的任务，要我自己设法完成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