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要成功地完成这次任务，就必须取得新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的支持，因此我赶到巴黎，寻求跟随戴高乐一起从阿尔及尔迁移到法国的几个老朋友的帮助。我用了几天时间走访政府各部门和军事情报局，取得了几份事后证明具有重大价值的“致有关人士”的信函。

一天上午，我碰巧遇到了阿尔及尔大学前校长亨利·劳吉尔，他在阿尔及尔的时候曾经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他邀请我到他情人柯特里夫人的家与他共进午餐。柯特里夫人是巴黎的一个艺术品经销商，我母亲在战前曾与她打过交道。她的丈夫是阿尔及尔君士坦丁一个年迈的前议员，眼下只能坐在轮椅上，待在楼上的卧室里。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午餐会的第四位来宾是毕加索。劳吉尔告诉我，毕加索在战前也是柯特里夫人的情人。

虽然还不是那么赫赫有名，毕加索当时也已经是个人物。他很抑郁，没谈论多少有关他在战争时期静静地生活在法国南部的经历。1944年秋天，他刚返回巴黎就加入了共产党。但是，他对我还是很热情、友好，知道我母亲是他的绘画和复制品的一个早期收藏者后，他非常高兴。那些收藏品是母亲在战前通过柯特里夫人在纽约获得的。

那次午餐虽然有些窘迫，却令人难忘。年迈的议员一直待在楼上，而我和他的妻子、毕加索、劳吉尔享受着丰盛的美味。无论是柯特里夫人还是她的两位情人朋友，对他们过去或眼下的关系都丝毫不觉尴尬，甚至是在我们一起上楼看望她丈夫的时候也很自然。

1944年11月初，我回到吕内维尔，作旅行前的最后准备。庞佩利上校给我安排了一辆吉普车和一个年轻的海军随员巴迪·克拉克当司机兼速记员。我们拉上了一个小挂车，上面装满了5加仑容量的桶装汽油和大量的听装口粮，因为那个地区缺乏燃油和食品。我和巴迪在整整6个星期的时间里完全是孤军奋战。我记得那是我一生当中唯一一次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如此彻彻底底地与世隔绝。

我们被分配去的地区是朗格多克、米迪和加斯科尼的古老地带。那是一次美不胜收的旅行，穿过了欧洲的一些最美丽的乡村。我们驱车从佩皮尼昂前往图卢兹的时候，看到庄稼已经全部收割完毕，远处比利牛斯山的山峰上披上了冬天的第一场雪。不过几百英里之外，数百万士兵正在浴血奋战。

我们访问了尼姆、蒙佩利尔、佩皮尼昂、图卢兹、波城和波多尔等地区首府，并在那里见到了戴高乐任命的共和国的地方新长官们。我受到了热情款待，并且轻轻松松地就让他们谈起了各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我还跟路上遇到的许多人聊天，他们代表着各种不同的背景和观点。在我们走访过的许多地方，我们都是自194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美国人。那是一次令人兴奋、有时又让人煞费脑筋的任务。

12月中旬，我们回到吕内维尔后，我就每个地区口述了总结报告，然后送往AFHQ和华盛顿。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明乡村出现了颠覆性活动，但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确非常不稳定，而且人们对战争的进展心存忧虑。由于冬季即将来临，食品和燃料供应不足，我提出，如果不从外部输送这些供给，形势可能会急剧恶化。（40多年以后，我发现我的报告被保存了下来，我得以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获得这些报告的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