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公司日本分公司是美国公司还是日本公司？它有两万名日本员工，而股东却是美国人。即便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IBM公司日本分公司缴纳给日本政府的税平均是富士通公司的3倍多。它的国籍是什么？在美国俄亥俄州经营的本田公司呢？德州仪器公司的存储芯片在日本生产又属于什么情形呢？它们是美国产品吗？如果是，在东京销售的手机是哪个国家的呢？该手机装配有美国工人在美国生产的部件，而这些工人为一家日本公司的美国分公司所雇用。索尼公司在亚拉巴马州的多森设有工厂，负责将索尼公司生产的录音磁带和录像带运至欧洲。这些产品是什么国籍？或者，这些制造产品的公司是什么国籍？

这已经不再是反常的情形，这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并将变得越来越普遍。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赖克曾指出的，“美国公司生产美国产品”这个绝对观念已经过时了。李·艾柯卡曾警告日本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入侵。然而目前，在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顶级跑车中，美国产的零部件仅仅占了其中很小一部分，甚至比它们在本田顶级车中所占的比例还低。在过去的15年中，仅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就有多达125家日本企业在此建厂。三大汽车公司因此能够在“当地”获得日本的部件或组件。

在经济体三巨头中，大多数公司仍然在当地融资，雇用当地工人，在当地生产，并面向当地市场。对这些公司来说，国籍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一个员工规模不断扩张的公司而言，因其要面向全球市场，或面对全球竞争，公司国籍终将消失。

政府的角色：从司机到乘客

国家变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政府的作用。这个作用，必须改变，也正在发生变化。在“前消费者时代”，国家就等同于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孤岛，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居民的生存状况。政府的作用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的要求，保护人民免受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的威胁。当一国的商业利益超越其主权范围时，军事力量便出现了，成为其支撑力量。当英国大农场遍及世界各地时，英国军事力量便在全球七大洋范围内保护其利益。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跨国化进程中，身处“香蕉共和国”（指中、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及全球各地的美国公司，一直都有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对那些传教士来说，“国家”等同于“教义”。公司通过海外扩张来获取原材料和（或者）抢占市场，同时推销它们单一的、千篇一律的、数量庞大的本土产品。但是这种情形将不复存在。由于身处一个真正的信息全球化时代，消息更灵通了，人们也更精明了。而国家，此时则成了一个主要的障碍，使人们难以从世界各地获得最好、最便宜的产品。

能源危机告诉我们，如果“拥有资源”的国家结成一伙，短期内能导致能源供应短缺。然而，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随着替代品经济的发展，供给与需求的经济法则将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看看今天繁荣昌盛的国家和地区，例如瑞士、新加坡、中国台湾、爱尔兰和新西兰等，土地面积狭小、资源匮乏是它们的共同特征，然其人民受教育状况良好、辛勤努力，都有参与全球化经济的雄心壮志。事实上，资源丰富有时会使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得迟缓，原因在于该国的官僚主义者仍然认为金钱能解决所有问题。在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关联经济中，成功的关键因素已从拥有资源变为市场环境，如果你希望成功，就必须参与其中。这也意味着，“人”才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

对于公司而言，国家的繁荣富强取决于其创造价值的能力，这是通过人力而非节约资源和技术来实现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吸取这种教训，美国、日本和欧盟的老官僚主义者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