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正的关联经济中，一个国家，如果失败，将不能独善其身；如果成功，亦不会独享成果。从竞争力角度而言，由于通货膨胀、工资飞涨、利润增长的成本居高不下，因此，成功的代价正变得日益昂贵。这是日本和德国已经进入的发展阶段。即使并不是经济体三巨头，亦非经合组织或欧盟成员国，只要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自由联系，那么该国（或地区）就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益处。目前，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正是这么做的。它们都没有农民，对农产品几乎不征收关税。这样，它们的居民便能够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最好的农产品。事实上，正因为自己不生产，所以新加坡的食品价格比日本的更便宜。对于我讨论的主题而言，这是个很好的例证。即使在比较封闭、不够发达的印度，那些富有创业精神的地区，例如班加罗尔、海得拉巴等，集聚了众多天才的软件工程师，就可以通过积极融入关联经济体之中来实现本区域的繁荣兴旺。因此，关联经济体的成功和繁荣，不仅属于当地居民，也属于那些有志积极参与其中的人。

政府的职能，则是确保它的人民能够享有全球各地最优质、最廉价的产品和服务，享受美好生活，而不是去保护某些产业或特定的利益群体。当代政府必须实现政策和管理透明化，这也是对世界的尊重。每当政府试图保护国内的资源、市场、产业和就业时，其纳税人便会付出昂贵的代价。仅在20多年前，跨国公司还保有殖民主义者的姿态，但它们却利用政府分配给它们的特权和许可证进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占了不少便宜。但在今日之世界，消费者信息更为灵通，那些幸存的跨国公司正是在当地为消费者的需求服务的。如果不这样做，它们就会被当地的消费者（而非当地政府）摒弃。

不幸的是，传统的政府仍然运用颁发许可证的办法来管理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和经营资格。一旦外国公司进入了某国市场，它们便会充分利用其特殊的身份获利。于是，我们看到，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小轿车的车门往往使劲关也关不上。这是因为，被当做新型号引进的汽车，原来是至少10多年前的旧型号，而且其部件和零件也都停产了，诸如此类。然而，在一个真正开放的市场中，这些都不会发生，因为这里奉行优胜劣汰法则：表现不佳者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政府官员运用权力对市场加强监管或放松监管，但是它们的新角色应该是在后座上，而不是占据驾驶员的位置，确保本国充分受益于世界上最好的公司和生产者，从而使人民能够长期过着低成本的生活。

短视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冷战”时期，政府官员一直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国家必须做好应对突发事件（如战争）的准备。因此，那些效率低下的产业得以因国家安全的名义获得政府资助。即使在“冷战”结束后，政府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仍然保留着“冷战”思维，试图继续保持这样的做法。日本之所以生产大米，就是为了以防万一。但这样的做法，却让日本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国家要给种大米的农民发补贴，而那些有限的土地本来可以用来建设住房和娱乐场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