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却不必担心什么“不测”。从理论上来说，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因为，无论是军事力量方面，还是战略性产业方面，该国都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然而，新加坡却发展得欣欣向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5000美元。我相信新加坡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因为在全球经济中，经济之间的关联性会提高安全性。如果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发生问题，那一定是因为它们的公民和公司无法在摩擦较小的情况下，享有与全球经济发生良好互动的自由。尼克松政府对日本实行“大豆禁运”一事，常常被引为美国政治影响力的例证，也往往被用来说明日本对进口农产品的过度依赖。但这里，买方和市场又一次占了先机。当人们还没有忘却此事时，禁运却仅维持了数周时间就作罢了。商品生产者需要市场，正如成熟的市场需要产品一样。相互依赖和有保证的供求关系自身有其内在的制衡力量。对大多数商品供应而言，均有长期和短期的选择。大豆、棉花籽和棕榈油最后都被制成色拉油和洗涤剂。日本的右翼政客在威胁拒绝为美国提供先进芯片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超过半数的半导体生产机械和设计复杂芯片的软件都是美国制造的。而且，芯片行业供求关系的复杂程度远超那些右翼政客的想象和认识。他们对惰性气体、光电阻导体和其他生产所需材料一无所知，而这些，大部分是被美国控制的。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制造商。在全球经济环境下，任何禁运和抵制行为都不会持续太久。

互通有无的关联经济体

我们常常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是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构成的。但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作为世界关联经济体的一部分，产业范围也由单一走向多元化。这个观点，使得关联的意义真正融入了经济中。因此，我们当中也不会再出现害群之马。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便能够以同样的价格消费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产品，发达国家则可以不断将它们的纳税人从那些老的产业中解放出来。

现代政府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就业问题。政府对外国产品和资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中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就业问题。但是根据我们过去10多年的观察，这个常识是错误的。在里根总统8年执政期间，美国的进口额一路飙升，但同期却创造了历史上最多的就业机会。迫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压力，日本不断开放其国内市场，但失业并未猛增。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日本劳动力严重缺乏，政府不得不大开国门，从亚洲近邻广纳客籍工人（即外国工人）。其他一些发展迅速的经济体也有相同的经历。市场放开后，工资会上涨，消费习惯会随之改变，整个经济将迅速向服务领域转型，服务部门也会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就会。在美国，70%的劳动力在服务部门工作，日本是60%，中国台湾是50%。这些服务业人员，并不都是餐馆服务生和女工，很多都是属于某一类职业范畴的。他们挣得跟那些产业工人一样多，甚至挣得更多。在全球关联经济中，一个国家的第一产业（农业、林业、渔业）会跨出国门，第二产业（制造业）也会走向海外。从就业的角度看，这些对国内市场来说并不具有毁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