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种信息流，日本人成了世界公民，而那些希望销售产品给他们的公司也必须成为世界性的公司。黑白电视机在进入美国家庭10多年后，才在欧洲和日本拥有数量大抵相等的观众；到了彩色电视机时代，这种时间差在日本缩短到了5~6年，而欧洲稍微长一点；卡式录音机出现的时间差则仅有3~4年，不过，这次领先的是欧洲和日本。美国当时致力于开发有线电视，所以紧随欧洲、日本之后。至于CD，仅相隔一年，美日欧三地的家庭普及率就持平了。现在的音乐电视已经通过欧洲上空的卫星转播到美国、日本，现在根本不存在信息滞后和时间差的问题了。在美国和日本的年轻人中流行的新音乐、新风格、新时尚等，几乎同时会在欧洲年轻人身上得到体现。大家都在分享相同的信息。

不仅如此，我们还正在以同一种语言来分享信息。20年前，我在意大利的博科尼大学给学生讲课时，大部分人是通过现场翻译听课的。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可以直接听我用英语讲课了，而且还能用英语向我提问。这是欧洲一个很大的变化。1992年，欧洲共同体（1993年发展成欧盟）在筹备经济联合时，语言上的准备比政治上的准备要迅速得多。英语，而非世界语，已经成为沟通交流的全球性语言。互联网上的信息，超过70%是用英语存储的。我们可以聊天，彼此理解，政府无法阻止。“世界公民身份”不再仅仅是未来学家辞典上的词组，而是完全如国内生产总值或贸易流量的变化那般真实和具体。

对公司而言也是如此。以制药业为例，目前世界各地最好的公司中，药物研发、筛选及测试等关键环节几乎都是相同的。当科学家们从一个实验室换到另一个实验室，他们几乎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对新实验室的设备很熟悉，是曾经用过的那种，也是同一家厂商生产的。

这方面，医药公司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比如，大多数人认为，韩国公司要制造出现代化的半导体芯片，如256兆的随机存取存储器，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但事实并不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期，只花了短短数年时间，韩国在半导体芯片方面的水平便赶上了经济体三巨头的水平。日本芯片制造行业内部流行一个笑话，这个笑话与所谓的“星期五快车”有关。九州被称为日本西南部的“硅谷”，距离韩国仅100公里左右。那些在九州地区工作的工程师们，常常在周五乘坐晚班飞机前往韩国，利用周末时间为韩国半导体公司干私活儿。这个做法违反了日本的工程师就业协议，因而是非法的。如此一来，那些工程师们在乘坐班机时，就达成了一个默契的君子协议，即大家见面不打招呼，或装作互不认识。当然，如果不是因为与半导体相关的仪器、方法、软件和工作站等在发达国家之间都已经非常类似，那么这些工程师们的举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芯片了，而不仅限于国内了。

在发达国家，当走进生产资料的制造工厂时，你会发现随处都是相同的焊接机、机器人、机床。同样，所有交易大厅里的股票、债券、货币与路透社和彭博新闻社终端完全一样。相似度如此之高，使得交易商可以非常自由地在不同的公司之间周旋。当信息流通变得相对自由时，以前的地理障碍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全球化的需求催生了全球化的产品。对经理人来说，这种信息流会迫使他们重新审视战略的制订和组织的建立，以满足无国界世界或关联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