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消极的状况下，这是大多数日本人达成共识的唯一前提条件。比如，美日双方对橙子和牛肉问题进行的谈判，其结果导致日本进口壁垒的降低。谈判期间，美国的谈判人员显得非常强势，而日本的谈判部长则显得过于软弱。对那些不知情的人来说，这毕竟只是一场美国佬打得日本人七零八落的歌舞伎表演，一种被彻底误导的民族主义情绪悄悄蔓延了。

公司主义也有好处

公司主义并不是只有日本公司存在，其对真实世界的影响也不总是像对半导体产业和捕鲸业那样具有破坏性。实际上，在美国的日本汽车厂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实行基于公司主义思想的生存战略，日本汽车厂商成了美国境内最大的汽车出口商。日本厂商不会轻易解雇员工和关闭工厂，它们会竭尽所能弥补当初的疏忽和所犯的集体错误，将在美国生产的汽车出口到世界各地。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主义都是不好的。事实上，有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即很多美国公司并没有因为公司主义而遭受多少损失。如今，股东至上的思想在很多美国公司盛行，使得大量财富集中在高层管理人员手中。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公司成员都能平等地分享公司的经济效益。因此，员工往往对公司的忠诚度不高。

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大多数日本公司里，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底层工人的6~10倍。在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李·艾柯卡1998年的收入是2000万美元，大约是工厂工人收入的1000多倍。是的，这就是做“美国梦”的人希望挣到的工资，当然，这个差距在逐步缩小。如此不公平的特权和利益分配机制会很容易将公司主义的精神扼杀和摧毁。当然，对公司狭隘、短视的利益抱有盲目的忠诚也是很危险的。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关心，与公司的关系不够紧密，为公司奉献的精神也不够，那也是危险的，而且会特别危险。

如果没有受到公司主义思想的影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会发现，在必要时，很容易就可以卖掉那些核心业务，而原本这个业务是不可能卖掉的。轮胎公司卖掉了轮胎业务，机械设备公司卖掉了机械业务，铝公司变成了事实上的金融公司，就像花旗旗下的寿险公司Primerica。它们太容易忘乎所以，也忘记了自己属于哪个行业。如果处境艰难，它们会抛弃到手的东西，同时对公司主义和自己的意图缺乏至关重要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反之，它们会坚持自己的核心业务，即使该业务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景气程度。

股东们则不真正关心这些，只要他们的钱能生出更多的钱就好。在需要的时候，美国公司甚至会卖掉它们的拳头部门，而日本公司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或者说，从来不会草率地这么做。极端情况下，最好的美国公司可能会采用“一人”资产组合管理的经营模式，其杠杆基金每年能获得30%的投资回报。而在充满汗水、血水、泪水的艰辛的制造业，这么美妙的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公司主义有些情况下能走得很远很远，有些情况下它也走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