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和最好的朋友玛姬·克洛蒂来到一家糖果店，买了巧克力香烟，好练习如何抽烟。在战争期间，香烟和其他商品一样限量供给，但现在却有成堆的香烟可供选择，比如好彩牌①、老黄金牌和骆驼牌。哦，还有契斯特菲尔德牌的香烟，那爽滑的味道足以抚慰干涩的喉咙，广告上都是这么说的。

我和玛姬对杂志和电影里所说的深信不疑，觉得比教堂里牧师的话可信多了。我们知道只要勤加练习，终有一天我们会抽上货真价实的香烟，涂着露华浓②牌“相匹配的唇膏与甲油”①，还能一边抽烟一边听着弗兰克·西纳特拉②在我们面前唱“All or Nothing at All”。

那时还是1947年，“二战”已经结束。每台收音机都传出袅袅的音乐，每个人都渴望买辆新车。战争时期，没人买新车，因为汽车停产了；也没有人拍照，因为连胶卷都无处可觅。知道战争的影响吗？那就是别想在战争时期找到一点儿新鲜的玩意儿。

但是现在，父兄、表亲、堂亲家的兄弟姐妹都在家里。我们的“胜利菜园③”也重新铺上了草坪。如今，我们不仅有能力购买生活必需品，而且可以买其他想要的东西：蔬菜、咖啡和奶油。我们甚至可以弄到相机、汽车和崭新的洗衣机——能买得起这些物品都是因为继父越来越有钱了。

能住在皇后区① 真好。在这儿，我们在地铁入口投上5美分就可以一路坐到曼哈顿。谁不渴望去曼哈顿呀？摩天大楼彻夜灯火通明，现在大家都财大气粗，完全办得到。

夏天眼看就要结束了，空气中开始有了些许凉意。说不准哪天就开学了——事实上下星期就该开学了——我和玛姬想尽情享受这个夏天。

虽然女士不应该在街头抽烟，但玛姬却把手里的巧克力香烟举得老高。我们俩其实也不敢叼着香烟满大街晃悠。但是，我们的确渴望自己能如此放肆——穿上特高的高跟鞋四处招摇，遇到一丁点儿不顺心的事，就大声叫骂一句“该死的”。我们走路的时候也小心翼翼，生怕踩进人行道的裂缝。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谁家孩子踩进马路裂缝，妈妈的后背就得遭殃。”自打9岁起，我们就开始说这句话了。这种迷信的说法就跟圣餐礼一样神圣。虽然有时候听起来荒唐可笑，但是我们对此却笃信不疑。

“到秋天，抽巧克力烟就更有趣了，”玛姬说道，“天气热的时候，很容易就融化了。”

我接话茬儿：“天寒地冻的时候就更有趣啦，那时候咱们就真能‘吞云吐雾’了。”

玛姬说道：“我一满16岁就要抽烟，我才不管爸爸到时候怎么说呢。”

我接着说道：“到时候我们还要涂口红。”但我心里知道，妈妈肯定打死也不同意。妈妈对我管教很严，而且说一不二。她坚决不允许我往家里放旱冰鞋，也下过死命令说不允许我在18岁之前涂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