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变暖和对环境的担忧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可持续性”已成为必和必拓内部的一句套话，并被该公司视为其公开形象不可或缺的要素。至于这一主张是否适用于一种专门在开采有限的资源之后立刻卷起帐篷寻找新战利品的产业，则另当别论。有的人可能会对这一问题充满疑惑，而另外一些人则可能不无道理地认为“可持续性”只是一种公共关系中的表面文章而已。

毫无疑问，必和必拓十分注重自身的形象。外界的看法对于股价、国际关系、劳资双方的和谐以及更为重要的政府关系都有影响。在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日程上，政治影响总是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即将在本书中读到，正是必和必拓与澳大利亚和南非两国保守派政界的历史关系，使它卷入了当前全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气候变化和能源的可持续性问题。唐· 阿格斯在回答针对该公司环保问题的批评时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开展业务的所有地方都作出正面的贡献。”

从成立开始，必和就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该公司领导了反对矿工权益的斗争，并镇压了公司内部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它还和右翼极端势力眉来眼去。该公司一位董事长帮助罗伯特· 孟席斯羽翼未丰的自由党制定了劳工政策，后来还慷慨资助该党。必和公司与孟席斯家族的关系毫无疑问是本书中最引人入胜的情节之一。

然而，不论哪个政治派别掌权，必和必拓公司都会主动争取影响政府的政策，以便为自己的业务赢得特殊优惠。必和必拓的信条是：一切政府补贴都是浪费和对市场的恶性干预—但要是对矿业和必和必拓有利的补贴则除外。在这方面必和必拓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政府给予该公司的税收优惠、勘探补贴、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帮助不计其数。来自澳大利亚工党的前总理保罗· 基廷曾说：“联邦政府对必和的照顾多得数不胜数。” 但奇怪的是，上述说法尤其适用于基廷担任财政部长或总理的工党政府。他自豪地说：“工党政府总是比保守派政府对必和更好。”

必和是20 世纪的“澳洲巨人”，它的影响也主要局限于这块哺育它的古老大陆。这些影响中很多是正面的。该公司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出口收入，用于政府的国防、发展和社会福利开支；它创造了就业机会；它的炼钢业务填补了澳大利亚经济的空白；它的矿业项目促进了澳大利亚乡村和边远地区的发展。

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来说，上面最后一项影响肯定是好坏参半。在最初的几十年，原住民被完全忽视，后来又被无情剥削。资金充裕的矿业公司打乱了原住民的生活，源源不绝的酒精又搞垮了他们的身体。必和公司的经营观念也摆脱不了当时流行的风气。当整个社会都开始接受原住民地权、补偿以及合作关系等观念时，必和也给予响应。尽管起初许有些不情愿，但必和还是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责任感。

在21 世纪，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必和必拓公司拥有了对世界经济施加正面或负面影响的力量。该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可以与必和必拓业务所在的几十个国家的总统和总理进行沟通，并充分利用这些沟通机会对决策者施加影响。至于必和必拓是否会为公司短期利润以外的公益事业运用这种力量，则是见仁见智了。

“我们之所以参与寿命长的项目，是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项目所在的社区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影响。我们作出有益的贡献，争取他们对进一步开发的支持。”高瑞思如是说。

本书强调个人和历史因素在矿业总体发展中的作用。对投资者、银行家、财务分析人员、记者、环保主义者和一般公众以及成千上万的必和必拓雇员来说，本书有必和必拓这个“巨无霸”对公司目标的追求以及它的“经营许可权”的观点将是富有挑战性的。然而对于本书作者来说，更令人着迷的是必和必拓上百年的历程中伴随着意外发现的曲曲折折、指挥全局的管理人员的远见卓识、矿业人员的献身精神、骇人听闻的重大失误，以及胜利和失败。而贯穿这一切的，是永远与命运拼搏的赌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