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和公司董事会在同一时间开会。 当两人的会谈中止后，洛顿打电话给埃利奥特， 告诉他必和的董事们已经批准了那个10亿澳元的方案。 埃利奥特的许多兼职中有一项是卡尔顿(Carlton)澳式足球俱乐部的主席。 此时他去看球了， 他亲眼目睹卡尔顿队以88分大胜圣基尔达队(St. Kilda)。 他说：“霍姆斯·阿·科特是个极其难相处的人。 有一天我在斯普林街温莎饭店(Windsor Hotel)旁边他的公寓跟他谈判。 我们谈了有3个小时，试图找到解决办法。 这时他说：‘噢， 我得出去吃晚饭了。’ 我说：‘我也要去做些事情， 那我们明天上午9点半再谈。’ 第二天我们9点半又开始谈， 就好象前一天根本没谈过一样。 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 他把谈判整个推倒重来。 还有一件事简直让他发展成了一门艺术形式，就是他利用会议来搜集情报。 他和[凯里]·帕克(Kerry Packer)[1]是这方面我见过最厉害的——帕克也不错。你去见帕克， 他会一个接一个地问你问题。 而霍姆斯·阿·科特问你一个问题， 你回答了， 但你问他一个问题， 他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事实上， 如果你不小心， 就会又开始讲话了。我经常也坐在那儿： 我见他时经常出现10分钟的沉默， 甚至一刻钟的沉默。”

格雷姆·塞缪尔说：“问题是他们两人永远不可能达成协议，他们就是信不过对方。 这对我们有利。” 霍姆斯·阿·科特拥有必和大约20%的股权， 埃利奥特也拥有大约20%， 加起来总共48%[2]，但是他们彼此互不信任， 而必和对他们两个都不信任。 塞缪尔说：“突然出现了一种美妙的三角关系， 而利用这种三角关系使他们互相斗争， 最终找到解决办法， 这是摩根士丹利和麦格理银行必须完成的任务。”

艾德士与必和之间的甜蜜交易使艾德士的股东权益从1985年的6.88亿澳元上升一倍多， 达到1986年的18.6亿澳元。 这一信息报到了垄断委员会， 该委员会于1986年9月对艾德士的兼并活动给予放行。 但是这时埃利奥特的注意力已经从联合莱昂斯转到一个新目标上。那就是巨大的卡里奇啤酒厂(Courage Brewery)， 它在英国排名第五， 有5,600多家关联酒馆和386家酒行。 该厂的拥有者是汉森信托(Hanson Trust)， 由伦敦的詹姆斯·汉森勋爵 (Lord James Hanson)和纽约的戈登·怀特爵士(Sir Gordon White)经营。

埃利奥特说：“汉森勋爵刚刚买下了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3]，他想要烟草业务， 因为它能够提供很好的现金流， 但他不想要啤酒业务。 因此在垄断委员会做出对我们有利的裁决之前， 我们已经与汉森谈好了收购价格。 垄断委员会的批准一下来，我们就以35亿澳元买下了卡里奇。 在我们帮助挽救必和的过程中， 并不是只有一方得利， 而是双赢， 绝对的双赢。那时必和的股价已经比我们的进入价格高了许多， 因此我们在此得了利， 我们拿到了钱， 兼并了卡里奇， 开始让世界‘福斯特化’。”

埃利奥特9月出国的时候，在墨尔本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而不完全是休战）， 埃利奥特和霍姆斯·阿·科特都获得了必和董事会的席位。 作为交换条件， 他们各自承诺不会收购对方的股权， 除非同时提出以现金收购全部必和流通股票的要约。全部收购必和需要几十亿澳元， 这是两人都力所不能及的。

经过历时8个月的谩骂、传票、法律诉讼、电视采访和充满敌意的新闻发布会后，必和公司的资深员工还从未目睹过能和9月15日星期一那天媲美的场面。那天埃利奥特和霍姆斯·阿·科特分别来到必和大楼。 他们秘密完成了成为必和董事会成员的手续， 然后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共进午餐。 3点刚过， 詹姆斯·鲍尔德斯通爵士和布赖恩·洛顿一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们身边站着埃利奥特和霍姆斯·阿·科特。 4个人都满脸堆笑。

霍姆斯·阿·科特把这场交易描述成“常识的胜利”。 “它结束了极度浪费的公司斗争，” 他说。 “这意味着所有各方， 即股东集团、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可以携手工作， 目标是把公司变得更好。 我当然保证贝尔集团会支持这项工作。”

埃利奥特也表示赞同：“正如罗伯特·霍姆斯·阿·科特所说，现在的目标是改善公司的业绩， 而不是在枝节问题上争斗。” 詹姆斯·鲍尔德斯通爵士的话则非常圆滑：“有了霍姆斯·阿·科特先生和埃利奥特先生的支持， 在由股东任命、并向全体股东负责的独立的董事会指导下，必和公司将继续盈利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