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达维亚，劳登与另一位工程师科尼利厄斯?德格鲁特（Cornelius de Groot）讨论了克鲁克威特的报告，并认为报告的结论是荒谬的。 他请示总督是否允许他对勿里洞岛进行第二次勘探。 此次行动是以范丘尔男爵为代表的荷兰贵族与像劳登一样的资产阶级企业家们结成的一个同盟，因而比第一次勘探的阵容更为强大。

1851年6月，他们到达勿里洞岛。 还是那位地方长官，他在自家的亭子中略备茶点来招待他们。但那位长官自己却拒绝食用任何食物，这使得劳登担心食物被下了毒，并叫同伴们要有所提防。 然后，劳登对这位地方长官说，无论他个人愿不愿意，荷兰政府已经决意要在该岛上找到矿石，如果这次仍无收获，那么还会派来更多的人。 这番话让地方长官不得不接受现实。 劳登在日记中记录：“我们到达后24小时就找到了锡矿。”

范丘尔男爵乘船返回巴达维亚，向政府报捷并代表合伙企业要求得到临时的采矿特许权；而劳登则戴着一顶大草帽，以防太阳在他开始谢顶的头上晒出水泡，穿着红色的礼服和黑色马裤，在发现锡氧化物的现场，监督着4个大矿坑的开挖工作。 转年，范丘尔和亨利亲王获得了政府授权书，允许他们在海外开发荷兰的锡矿业。与此同时，合伙企业对勿里洞岛所有矿产的开采特许权被延长了40年。自此，岛上的采矿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邦加岛政府不允许劳登雇佣该岛的劳动力，所以他从新加坡雇了60个中国工人，组建了一家 “公司”(kongsi)[1]即合作社，从香港、广州、厦门和汕头招募劳工。这些劳工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用古老的脚踏水车把雨水从被淹没的矿坑中排出去。这个仍处于襁褓之中的矿业项目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霍乱、伤寒和疟疾这些热带疾病在开矿的最初几年中每年要夺走三分之一以上工人的性命； 同时，资金紧张，海盗威胁屡屡发生，管理水平低下，事故频发。

必拓深陷债务危机。

年仅48岁的范丘尔男爵于1860年3月17日在海牙(The Hague)去世，这不啻雪上加霜。尽管如此，时隔六个月，即1860年的9月29日，锡矿公司必拓会社（NV Billiton Maatschappij）还是在荷兰首都的海特?格鲁特?凯泽霍夫（Het Groot Keizerhof）饭店举行了股东大会，会上通过了公司章程，公司就此正式成立。公司接手了采矿特许权，发行了5000股每股价值1000荷兰盾的股票；狂热的投资者中就有亨利亲王。随着新资本的注入，公司很快便在岛屿的东岸发现丰富的沉积矿床。

“必拓的成立日期一向被认为是1860年，但那只不过是他们在勿里洞岛上探明有可开采的锡资源后，为了方便在荷兰注册公司而采用的日期。” 壳牌营销主管、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必拓执行董事的保罗?埃弗拉德（Paul Everard）说， “到19世纪60年代，必拓就已经成为了全球领先的锡矿生产商之一。”

创业之初，必拓完完全全是个荷兰公司，勿里洞则是个隶属于该公司的岛屿：必拓Mij（Maatschappij的缩写），或者说是必拓锡业公司（Billiton Tin Company）——这个名称在英格兰为人所熟知——拥有岛上的矿产、营房、粮库以及医院。公司只是将矿租给华人公司，预付足够的钱为每年的采矿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向矿工提供食物和医疗用品。

露天开采出的成千上万吨的锡矿石以固定价格出售给必拓公司，以偿付预付款。在支付劳工的工资之后，华人公司的股东们分配余下的利润。然后，必拓通过冶炼矿石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锡锭的方式盈利。必拓于1863年4月在巴达维亚第一次公开拍卖锡。3年后，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大量的锡源源不断地从邦卡岛（Banca，原文如此）和比利顿岛运抵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