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必拓依靠勿里洞岛的一个冶炼厂和随后在新加坡建立的更大的冶炼厂，在锡和铅的开采和冶炼领域站稳了脚跟。它还有了自己的标识：在一个以三个锡锭为装饰的盾牌上方，有一只紧握着地质锤的拳头。必拓实在是太成功了，以致荷兰东印度群岛政府虎视眈眈地看过其资产负债表后，坚持要将政府的持股比例增至八分之五，仅留给私人投资者八分之三的少数股权。一个公私合营企业——必拓联合矿业公司（Billiton Joint Mining Company，简称GMB）[1]应运而生，它享有勿里洞岛锡矿资源25年的开采特许权。

1928年，随着阿纳姆（Arnhem）的一家冶炼厂开始运营，荷兰开始了锡和铅的生产。但是在1929年席卷全球的10月大萧条之前，由于锡价下跌，必拓的经营状况已经严重恶化。锡价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下跌，这对勿里洞岛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导致成百上千的中国矿工失业，并由必拓出资将这些人遣返。勿里洞岛的生活水准一落千丈，导致马来族居民普遍陷入生活困境；直到30年代末锡价复苏的时候，情况才好转。

时任必拓总经理的是文森特?范丘尔的孙子，他带领公司开创了新的业务领域：在印尼西里伯斯岛（Celebes）[即苏拉威西岛（Sulawesi）]勘探镍矿；在荷属新几内亚（Dutch New Guinea）[即伊里安查亚（Irian Jaya）]勘探金矿；还在印度尼西亚的宾坦岛（Bintan）和南美的荷兰殖民地苏里南（Suriname）的帕拉南（Paranan）开采铝土矿。必拓还与北布罗肯希尔有限公司组建各占50%股份的合资企业，在荷兰南部的布德尔村（Budel）修建了一个锌冶炼厂， 加工来自布罗肯希尔的矿石。[2]

随着1940年5月德国装甲部队席卷低地国家，必拓在荷兰的业务戛然而止。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逃到伦敦，荷兰的金融帝国也随她一同转移。根据1940年5月24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暂居伦敦”的皇家荷兰政府在战争期间将征用荷兰所有海外资产。

在太平洋地区，爪哇和苏门答腊两岛上的盟军投降之后，日本军队于1942年4月10日占领了勿里洞岛。必拓的欧洲经理们破坏掉了大多数的采矿设备，并放水淹没了克拉帕坎比特（Kelapa Kampit）地下矿，但他们也因此遭到严酷的拘禁，生还者寥寥无几。日本将勿里洞岛上的矿都转交给三菱公司的附属公司负责，留在岛上的中国矿工则被迫复工。日本人开始将少量锡矿运回国内，直到美国潜艇对东印度群岛的封锁摧毁了日本的海运。

与此同时，虽然阿纳姆冶炼厂在战争中被摧毁，但至少必拓还有一个子公司在产锡。依靠美国政府资助的800万美元，“锡加工公司”（Tin Processing Corporation）设计并在得克萨斯城(Texas City)建造了朗霍恩（Longhorn）锡冶炼厂，该厂自1942年起生产了大量锡金属，供盟国事业之用。必拓还将苏里南岛矿上产出的铝土矿矿运往美国，用于生产氧化铝和铝。 铝是另一种重要的战争物资，对于飞机生产特别重要。

日本在1945年8月投降以后，苏加诺（Sukarno）总统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荷兰对印尼350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随着战后消费品需求不断上升，为了满足对锡和铝的大量需求，必拓恢复了生产。但是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接管荷兰政府在必拓联合矿业公司中的八分之五股份后，必拓有了一个新的合作伙伴。

“恢复矿井所需的那些体力活——修理和替换设备、 排出克拉帕坎比特地下矿中的水——简直令人吃不消。”历史学家玛丽?F?萨默斯?海德休斯（Mary F. Somers Heidhues）记载道，“劳工成批死去。公司从拘留营和荷兰招来欧洲监工和技术人员。劳工的缺口很大，但大部分人非死即病，要不就是逃离矿区到农村住下，靠着种植木薯为生。”

必拓知道自己在印尼的好日子已经不长了，于是开始在罗得西亚、泰国和荷兰本土投资新的矿山和冶炼厂。不出所料，印度尼西亚政府于1958年2月末通知必拓， 不愿继续与必拓合资。从在海牙成立到1958年3月1 日停业清理，必拓Mij走过了98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