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登希望收购的公司名单上有必拓，壳牌的一位传记作者将其形容为“一个重要却藉藉无名的矿业公司，专注于一些偏远的岛屿。”当然，劳登因为家族的缘故非常了解该公司。此时，壳牌的国际业务已经从圣海伦大街迁至一栋临近滑铁卢车站(Waterloo Station)[1]、占地足有7公顷的26层塔楼中。劳登正是在此处得知来自墨尔本的新闻，即必和与埃索合资企业在巴斯海峡找到了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田。这一澳大利亚的石油大发现本来是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唾手可得的，而且巴斯海峡开采的石油本可以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缓解集团严重的油源问题。

劳登于1965年辞去壳牌董事长一职，但留任监事会主席。留任期间，先是在1967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爆发了“六日战争”(Six-Day War)，导致石油供给中断；后来在1969年，穆阿迈尔?阿尔?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上校当权后，西方在利比亚的石油权益被收回。劳登努力试图保护壳牌在中东的权益，却基本上无功而返。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备受尊崇的公司管理委员会(CMD)的荷兰委员们，提议公司收购必拓，兼营金属和矿产。 接替劳登任董事长的戴维?巴伦爵士（Sir David Barran）后来将此次收购描述为“基本上是荷兰人力主的项目。他们把这样做的好处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就说‘行啊’，然后就告诉他们放手去做、坚持下去等等。”

1970年，皇家荷兰壳牌放弃收购规模更大的矿业公司力拓，而是选择斥资1.23亿美元收购NV必拓[已改名为必拓国际（Billiton International）]。“力拓管理层十分害怕壳牌会兼并力拓，” 保罗?埃弗拉德说，“收购必拓被认为仅仅是一个好的开端，这一想法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选择了必拓，而非力拓。这符合壳牌规避风险的一贯作风。”

一位叫做戴夫?芒罗（Dave Munro）的年轻英国人后来于1997年成为必拓的董事，他对此事的说法有所不同。“必拓陷入了困境，”他说，“我理解是荷兰政府要求壳牌买下必拓以拯救它——否则必拓可能就得破产了。”

挺过了最初一段时间的亏损之后，壳牌卖掉了必拓所有的非金属资产，并将其员工总数从1万名降至了5千人以下。重组后的必拓公司的收入帮助壳牌抵御住了1973年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2]爆发后的第一次石油危机（First Oil Shock），同时还在OPEC一次又一次为显示实力而提高原油价格之际熬过了严重的石油紧缺。

“必拓必须融入壳牌的公司框架内，但问题是壳牌里没有人懂金属业务，这使我们有较大的独立性，” 埃弗拉德说，后来他成为了铝产品部门的总经理，“举个例子，我经手了西澳大利亚沃斯利（Worsley）的很多事情，这是我们铝业方面的主要投资。”（在历时20多年的计划和协商之后，沃斯利氧化铝项目在1984年4月开工。）

与壳牌的其他收购不同，他们保留了必拓的名称及其著名的标识： 从上到下叠成一列的三块锡锭。勿里洞岛本身也陷入困境。1971年，作为当时必和公司的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41岁的布赖恩?洛顿飞抵该岛，因为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要与公司签订合同，重新开采那些废弃的锡矿。洛顿从首府丹戎潘丹（Tanjung Pandan）向东北驱车60公里前往克拉帕坎比特矿区的营地。“房屋、医院、体育场， 一切都还是荷兰人离开时的样子。”他说道。

洛顿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全面的地球物理调查，在南萨鲁（Nam Salu）确定了一个规模更大、储量更为丰富的锡矿的位置。结果，必和于1975年前后恢复在勿里洞岛的开采，一直到1983年，由于锡产量配额开始实行，必和决定停产。“我们在邦加及其他岛屿上寻找其他有利可图的矿，但没有找到。”洛顿说，“我们没成功。”

1985年5月，必和将勿里洞岛的权益出售给德国矿业公司普罗伊萨格（Preussag）。三年以后，洛顿负责将必和在西澳大利亚卡希布特（Cajebut）一处新的铅锌矿建成投产。必和在那个合资企业中的合作伙伴正是必拓国际。与此同时，将要带领必拓再创新高的那个人则正在向职业生涯的顶峰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