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对于人物出生的现场环境往往大加渲染，在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里，奥斯卡的母亲只能在家分娩。这位精明能干的妇女经营着一爿地窖店铺，临产的阵痛袭来时，她还在忙碌着“把糖盛到一磅和半磅装的蓝色口袋里”。格拉斯透过小奥斯卡的眼睛来观察，一只误入室内的飞蛾正在追逐两只六十瓦的灯泡，这个肉色鲜嫩的初生婴儿大哭大叫，在飞蛾的噪音和形成的巨大投影之下，“既孤独又无人理解”。而此前读者已经了解到那间黄色的卧室的布局，除去白漆衣柜、梳妆台、小屉柜、天花板上吊灯的浅玫瑰色瓷罩以外，这座“合卺城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床头的装饰画，怀抱圣婴的马利亚在击鼓手奥斯卡的眼中，竟然成了“一个呈现肉色的正在忏悔的从良妓女”。同样，帕特里克·聚斯金德散发着迷人气息的《香水》也没有错过临产的阵痛，气味王国邪恶的天才格雷诺耶拥有一位更为低贱放纵、心狠手辣的母亲，这位患有痛风、梅毒和轻度肺结核的年轻女工当时正在巴黎的弗尔大街的鱼摊旁为早些时候掏去内脏的鲤鱼刮鱼鳞，分娩的疼痛使她的嗅觉变得迟钝，第五胎的生育和此前没有什么不一样，那团血淋淋的肉块被割断了脐带，扔弃在一堆落满苍蝇的鱼肚肠和烂鱼头中间。格雷诺耶就在宰鱼刀下侥幸地活了下来，多次杀婴的母亲却难逃斩首示众的命运。

奥斯卡和格雷诺耶们的“父亲”暧昧不清，法国小说家皮埃尔·佩居（PierreP　ju，）则在《生育诗章》（Naissances，1998）的开篇就描述了一个年轻女囚的分娩，在一个弥漫着霉味、尿水、臭汗和万能溶剂的拘留所里，女囚们坐在吱嘎作响的木床上或转过身子把头埋起来，只有这个蹲在卫生桶里的产妇痉挛地浸泡在水里，等待着子宫的下一次收缩。“颤抖传遍了全身，震动了桶柄，在她下面响起了金属的撞击声。”佩居将自己的声音也穿插在生育的进程之中，他认为写作就是想通过文字看清“生灵的降世和突然消亡”，因为这正是每个人自身所无法目睹和决定的事情。所以，佩居想到了纳粹集中营这个令人深感恐怖的“出生地”，作家不厌其烦地描写临产的阵痛，几乎到了让读者恶心的地步，那个可怜的产妇像母狗一样被对待，女看守命令她一丝不挂地躺在一张六角形的水泥桌子上，四周是粘有淡黄色污物的水泥墙，锈迹斑斑的水管慢慢滴着水，“敲打着水槽的金属”。面对那些野蛮的围观者，小说里的母亲闭上了眼睛，敞开隐秘之门，以一种震撼人心的方式来回击窗户的铁条外面无数双猥亵的眼睛，新的生命即将从此喷薄而出。

与佩居笔下那座关押着一头母兽的阴暗牢笼相比，法国散文大师夏多布里昂在他的《墓畔回忆录》里充满诗情画意地描绘了自己的出生地以及当时的季候：我母亲分娩的房间俯瞰着通常空无一人的城墙；透过房间的窗口，可以望见一望无际的大海，海浪拍打着礁石……我出生的时候奄奄一息。秋分时节的狂风掀起的巨浪怒吼着，掩盖我的哭喊。

大部分自传和回忆录都要对出生的场景好好地渲染一番。法兰西历史上第一位女院士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也不例外，《虔诚的回忆》的第一部分《分娩》就从路易丝街193号的老住宅写起，尤瑟纳尔谈到了父母缔结的婚姻、母亲的受孕和习惯性地牙痛，以及母系家族历史上发生过的产褥热和婴儿夭折的前例。尤瑟纳尔这样形容她的出生地：“那漂亮的卧房竟像是谋杀案的现场。”沾血的床单和那些污物都被烧掉了，婴儿放在一个天蓝色缎子的美丽摇篮之中，随之而来的则是母亲死于产褥热、接受洗礼、悼亡弥撒和葬礼。对此尤瑟纳尔大发感慨：她从母亲的领域被放逐出来了，不得不穿过狭小的通道，所以在恐惧地叫喊……

正如尤瑟纳尔将生死喻为两扇不透明的门，“这两个门都很快严严实实地关上了”。早逝的天才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在他的长篇小说《天使，望故乡》（1929）里也从娘胎的“闷热的迷宫”和人世间这个孤立隔绝的“监狱”着笔刻画，他的一连串发问令人失落和深省：

我们之中有谁真正知道他的弟兄？有谁探索过他父亲的内心？有谁不是一辈子被关闭在监狱里？有谁不永远是个异乡人，永远孤独？

我十分迷恋尤瑟纳尔和沃尔夫的说法，出生就是一次永远的放逐，正如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的第八块泥板所吟唱的那样：死去的英雄恩奇都，是羚羊母亲和你的父亲驴子养育了你，牧场、道路和杉树林都是你曾去过的，悲痛的吉尔伽美什白天黑夜里都在为你哭泣，“我将身披狮子皮在荒野里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