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一个人是否患了伤寒，最准确的方法就是检验病人的血液，从中寻找伤寒杆菌。于是，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对庞姓患者进行了血液检验，通过对病人的血培养，没有检验出伤寒杆菌。

于是，有医生怀疑是“禽流感”。这可是让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的一种传染病。

禽流感是一种由A型流感病毒引起的家禽和野禽的一种从呼吸病到严重性败血症等多种症状的综合病症。禽流感主要通过染病家禽的分泌物和粪便等感染家禽，一般较少传染给人类。

但1997年在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人类的禽流感，造成6人死亡，而且病人都正当壮年。后来研究得知，造成人类感染的是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人们把它叫做H5N1。为了切断禽流感的传染源，当年香港政府痛下决心，宰杀了300万只鸡。2001年5月，香港再次发现禽流感，5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渔农署宣布，在香港三个菜市场里出售的活鸡，均发生高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随后，香港特区政府决定销毁全港120万只家禽。

禽流感的发生，不仅仅是对人的伤害有多大，而是由于当时香港传媒的充分报道，人们已经对它把香港闹得“鸡犬不宁”而印象深刻，因此它的再次出现对人们心理的冲击恐怕大于它实际的危害，从而影响社会和经济稳定。

佛山离香港不远，几乎每天都有香港人往来于香港与佛山之间。怀疑病人感染上禽流感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医生给病人做了采咽拭子培养化验，即用棉签从病人的咽喉部采集分泌物，进行培养，然后化验。结果没有发现能传染给人的H5N1禽流感病毒。

香港大学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H5N1病毒的基因完全来源于鸟类，由于这种病毒的基因组中不含有人类的基因，因此禽流感一般不会传染给人。

庞姓患者病情的发展，后来完全排除了是禽流感的可能，因为他后来传染了5位家人。

庞先生的病情继续恶化，由于呼吸困难，很快就上了呼吸机。一连多日，医生一直找不到他的病因。

接着，一系列情况的发生，让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们警觉了起来。

11月27日，一直陪护庞先生的舅母病倒了，也是发烧、咳嗽和呼吸困难；

11月30日，舅母的丈夫病倒了，症状仍然一样；

12月1日，庞先生的妻子也因发烧住进了医院；

12月4日，被感染了的舅母21岁的女儿也病倒了。

所有的人，病情基本一致，只是症状程度、轻重不同而已，都是发烧不退、咳嗽、肺部有阴影。

病得最重的是陪护在庞先生身边时间最长的舅母，她和庞先生一样出现了严重的呼吸系统衰竭症状，也被紧急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和庞先生同在一间病室里抢救。

经验告诉医护人员，这不是一般的肺炎，它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医院方面一边告诫医护人员采取必要的防感染措施，一边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向佛山市疾控中心报告。

我国各级疾控中心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各种传染病的疫情进行监测和流行病学的调查。它是从原卫生防疫站的基础上分离重组的。中国的卫生防疫机构是1954年开始逐步建立的，当时学苏联叫做“卫生防疫站”，国家一级的叫做“预防医学科学院”。后来根据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从2000年开始将原卫生防疫站一分为二，防疫站的卫生监督和监测职能分离。卫生监督部分成立了“卫生监督所”，行使行政卫生监督职能；疫情监测部分成立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家人出现的病情具有传染病的特征，所以属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责，根据国家制定的《传染病防治法》，任何部门发现怀疑有传染病迹象都必须向各级疾控中心报告。

佛山市疾控中心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中心副主任和负责流行病调查和疾病控制工作的科长赶到了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经过调查，发现这种病有家庭聚集传播性，就和医院的医生一起分析，排除了伤寒、流感、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但这种病和《传染病防治法》中所规定的35种必须上报的传染病任何一种都不吻合，所以当时就把它当做呼吸道传染病，建议对医务人员采取必要的防感染措施后，并没有向上报告。

2002年12月11日，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邀请了广州的专家前来会诊，专家们也没有找到具体的病因。

后来，医院用抗病毒药利巴韦林，加上糖皮质激素、丙种球蛋白对庞先生和他的舅母进行综合治疗。庞先生和他的舅母症状逐渐趋缓。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庞先生终于在2003年1月8日病愈出院，他的4位家人也相继康复出院。

在被请来为庞先生会诊的医生中，有一位广州中山三院传染科的名叫邓子德的副教授，他后来参加了省卫生厅组织的“不明原因肺炎专家调查组”，在2003年1月23日赴中山市调查的途中，回忆起这一病例，当时领队的广东省卫生厅的同志立即在车上给佛山打电话，调来庞先生的病历进行比较，认为症状与“非典”相同，所以把他称为中国第一例回顾性发现的“非典”病人。

在佛山的采访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团，也是当时在社会上甚至世界上的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曾经衍生了不少误会和指责，即：2002年11月16日就发生了“非典”，为什么一直要到2003年2月政府才向外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