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已没有希望回归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管理时代，美国也不可能复制罗斯福新政的辉煌，任何欧洲大陆国家（或许应排除挪威和丹麦）都不再会回到以往欧洲基督教社会民主党执政下高水平的社会服务时代了。

孕育出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繁荣的欧洲大陆社会市场将成为全球自由市场中最为知名的殉葬者之一，与之遭受相同命运的还有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尽管它曾使美国和全世界在战后享受了一代人的繁荣。

一些国家或许还保留有选择应对策略的自由，能够通过政策调整，在全球市场的指令和维护社会凝聚力的需求之间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但是留给改革的空间太小了，这些主权国家无一能全身而退。

现在监督世界经济的跨国组织是后凯恩斯主义学说的传播工具。在主权国家层面，它们声称通过控制需求来调控国家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行，自由市场保持经济活力所需的全部条件就是建立起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框架。凯恩斯主义在战后时期的政策被认为是无关紧要或有害的，因而得不到采用。在全球层面，国际经济组织认为自由市场同样能发挥自我调节的作用，不需要对之前经济和社会脱节的状况进行总体治理。

我们要知道，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商品和新技术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前所未有，在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和不受阻碍的自由贸易驱动下，这一浪潮实际上已威胁到美国领导下国际组织所建立起的单一全球市场的稳定。

我们这一时代最核心的悖论可以阐述如下：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加速全球放任主义的发展势头，反而逐渐削弱了这一势头。在世界多样化的社会内部和各国社会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极端不平等造成的社会痛苦不断加剧，而全球市场没有任何缓和此矛盾的能力。生产与生活盛衰起伏的剧烈变化，商品与资本间疾速地转化，对于当前形势赌博似的猜想……所有这些激化了反政府运动，对全球自由市场的根本原则构成了挑战。

当前世界范围的自由市场缺乏政治上的审核和平衡作用，相应地也就缺乏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所具有的退出机制。或许全球自由市场能够为追求创新和多样化政策的国家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但这些细枝末节的修补并不会让其变得更加稳定。当今全球“放任主义”机制甚至会比1870~1914年的“美好时代”更为短暂，后者结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