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相比，索罗斯对政治的看法要线性得多。同时作为后现代外交家，索罗斯坚信世界走向“开放社会”的趋势不可阻挡。“开放社会”是索罗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导师卡尔·波普尔创造的新词。与总是随身携带各种名片的影子精英不同，索罗斯完全不在意他代表什么。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资助开普敦大学的学生搞反种族隔离运动，随后又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他的祖国匈牙利和东欧，也就是他当年逃离纳粹统治的地方。索罗斯明白，在冷战铁幕倒塌后，要彻底清除数十年来该地区遭受的破坏效应，只有建立新的教育基础设施。他向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捐款，还资助整个东欧地区和俄罗斯的几十所大学进行升级和改革，特别致力于保障这些学校互联网连接的持久畅通。通过“开放社会研究所”（OSI）和索罗斯基金会，索罗斯捐献了将近100亿美元。

一些俄罗斯人把索罗斯视为西方政策的代理人，但事实上他更像是一个“无国籍的政治家”：他能制定自己的全球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索罗斯资助了联合国的“拯救萨拉热窝摆脱塞尔维亚法西斯主义”行动；2003年和2004年，分别为卷入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和乌克兰“橙色革命”的众多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同年，投入2 500万美元试图把小布什总统拉下马；在“全球关注度是被压迫民众获救的唯一希望”的思想引导下，索罗斯开设了重点针对海地和津巴布韦的办公室，同时在缅甸，由“开放社会研究所”资助的背包医务人员秘密潜入该国高地，为那里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提供援助。“开放社会研究所”在资金使用上避免了困扰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政府机构的“花不了就作废”的难题，能有效保证没有花掉的资金及时回笼，并将这些钱迅速转拨至最需要的地方。索罗斯的方法正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所寻求的真正的“转型外交”：由内而外地改变一个国家。

像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这样的超级非政府组织有时被认为是“拥有专业意见的外交官”，能对当今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包括是否与专制政权进行对话、应该鼓励还是强烈反对向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投资等。超级非政府组织是大外交实践者中最明智的群体之一。乐施会划拨5亿美元预算分别用于向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提供无线电台（之前他们一个也没有），购买葛兰素史克等制药业巨头的公司股票以影响它们的疫苗生产政策，以及发表重要研究报告呼吁世界贸易组织建立“气候基金”以向采用清洁能源技术的贫穷国家提供补贴。

有人对权力日益增长的非政府组织持批评态度，含沙射影地询问它们究竟为谁说话。答案光明正大，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来源于其权威的专业知识、客观公正的立场、广泛代表的基础和运行的透明度。在许多方面，它们的表现要比政府负责任得多：它们的“出镜率”越高，就越容易被捐赠者、慈善团体、顾客和竞争对手抓住把柄，追究责任。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使用自然也比官方部门更有效率：几乎所有的资金都用于前沿行动和支持合作伙伴，同时在此过程中培育当地的公民社会。而相比之下，政府部门的资金较易受预算资金挪用和政策干预的影响。

其他超级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救助儿童会、美慈组织等，也通过努力使自己跻身于真正的全球独立玩家的行列。凭借在技术和资金运用上的优势，它们能够绕过所有政府程序开展行动。它们不再把向其提供帮助的人称为“捐助者”，而代之以“投资者”的称谓。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其每年行动支出超过200亿美元）与微软公司组成“非政府组织联系平台”，以促进彼此汇编和交流成功经验。这种“协同工作能力”正是我们通常期望北约成员国构建的合作模式。现在任何成员国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