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背包掉在地上，还扭到了脖子，都赖她。我再也不愿意跟这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发疯的猴子一起在树下等车了。从此以后，我总是拖到最后一分钟才从家里出来。我设置了属于自己的校车站，看到校车快到了，就冲到山坡上去登车。

没有朱莉，就没有麻烦。

这种状况贯穿了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大多数时间，一直延续到几个月前的一天。那天，我听到山坡上一阵骚动，几辆卡车停在克里尔街平时的校车站。一些人仰着头冲朱莉喊着什么，而她当然是在五层楼高的树顶上。

孩子们也慢慢朝树下聚拢过来，我听见他们说她必须从树上下来。她很好——对于任何一个耳朵没有问题的人来说都听得出来——但我不明白他们在吵什么。

我冲上山坡，当我离得近一点儿、看清那些人手里拿的是什么，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朱莉拒绝从树上下来。

那是一台链锯。

千万别误解。这棵树长满了多瘤的树脂，纠结成难看的一团。和那些人吵架的人是朱莉——全世界最麻烦、最霸道、永远全知全能的女人。但是一瞬间我的胃就抽搐起来。朱莉爱这棵树。虽然听起来很蠢，可她就是爱这棵树，砍树就等于在她的心里砍上一刀。

每个人都劝她下来，包括我在内。但她说绝不下树，永远也不，然后她试图说服我们。“布莱斯，求你了！上来跟我一起。如果我们在这儿，他们就不敢砍树了！”

我思考了一秒钟。但这时校车来了，我告诉自己不要卷进去。这不是我的树，而这也不是朱莉的树，虽然她表现得好像是她的。

我们登上校车，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但这些都没有用。我忍不住一直在想朱莉。她还在树顶上吗？他们会不会把她抓起来？

放学后，当校车把我们送回来的时候，朱莉已经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上半棵树。顶部的树枝，我的风筝曾经卡住的地方，她最最心爱的栖身之地——统统消失了。

我们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看链锯如何开足马力，冒着浓烟，就像在把木头嚼一嚼吞下去似的。大树看起来摇摇欲坠，毫无还手之力，没过多久，我就非得离开那里不可。这活像是在观察一个分尸现场，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有种想要尖叫的感觉。为了一棵愚蠢的、我痛恨已久的树而尖叫。

回到家里，我试着忘掉这一切，但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我是不是应该爬到树上，和她在一起？那样会有用吗？

我想给朱莉打个电话，说我很抱歉他们还是把树砍掉了，但始终没有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会显得，呃，很奇怪。

第二天早上，她没有出现在校车站，下午也没有坐校车回家。

那天晚上，快要吃饭之前，外公把我召唤到前厅。他并没有在我经过那里的时候叫住我——那样就显得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只是告诉了我妈妈，然后妈妈再转告给我。“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亲爱的，”她说，“也许他准备更进一步地了解你。”

很好。他已经认识我超过一年半了，却选择眼下这个时候来了解我。可我又不敢放他鸽子。

我的外公是个高大的人，长着一只肉乎乎的鼻子，灰白的头发向后梳成背头。他常年穿着室内拖鞋和运动衫，我从来没见他留过胡须。胡子确实在长，但他几乎一天要刮三遍。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休闲娱乐活动。

除了一只肉肉的鼻子，他的手也又大又厚。我想人们大概不会太在意别人的手，但那只结婚戒指会让你意识到他的手有多结实。它从来没有被摘下来过，虽然妈妈说婚戒本来就不该摘下来，但我想恐怕只有切断它才能从手上拿下来。如果外公再胖上几磅，戒指就会勒断他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