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晚饭的时候，妈妈问我为什么拉着一张脸，还不停地把目光停留在我和外公身上。看来外公不需要我递盐给他，幸好如此，否则我很可能把盐瓶扔给他。

不过，姐姐和爸爸都和平时一样。利奈特从她的胡萝卜沙拉里挑出两个葡萄干吃了，然后把鸡翅剥掉皮、切成几段、细细地从骨头上啃下软骨；爸爸则占领了大家的耳朵，谈论着办公室政治和高管换血的需要。

没人在听——每次他说起这些“假如我是老大”的白日梦，都没人认真在听——但是这一次，甚至连妈妈都没有假装在听。

而且今天她也没有试着说服利奈特多吃点。她只是一直看着我和外公，想找出我们彼此怒目相向的原因。

他没什么理由可生我的气。我到底怎么惹着他了？没有。我什么都没做。但他确实生气了，我能看得出来。而我则彻底不去看他，直到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才偷偷地向他瞥了一眼。

好吧，他在端详着我。他的目光即使不算是恶狠狠的、冷酷的，也至少是严格的、坚定的，让我觉得如坐针毡。

他到底想干吗？

我不再看他，也不看妈妈，继续专心吃饭，假装听爸爸聊天。一有机会，我就找了个借口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打算像平时一样，在心烦意乱的时候给我的朋友加利特打个电话。号码拨出去了，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又挂了电话。当妈妈进屋的时候，我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了。这是好几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了。整个晚上，我都被这种奇怪的情绪包围着，只想一个人待着。

第二天，朱莉没有出现在校车站。星期五的早晨也是。她去学校了，但如果没有亲眼见到她，你根本感受不到她的存在。她没有挥着手要求老师叫她回答问题，也没有冲过走廊奔去上课。她没有在老师讲课的时候抢着接下茬，也没有制止不按顺序排队的孩子。她只是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坐着。

我想说服自己，说她现在这样很好——就像她根本不存在一样，这不是我长期以来的希望吗？但是，我仍然高兴不起来。因为她的树，因为她在图书馆里一个人狼吞虎咽地吃午餐，因为她哭红的眼眶。我想跟她说，“嗨，我真为你的无花果树感到难过”，但始终没有说出口。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们又花了几天的时间运走那棵树。工人们清理了土地，还试图挖出树根，但它顽固地不肯动地方，所以人们转而锯掉树桩，让剩余的部分隐没在土里。

朱莉仍然没有出现在校车站，周末的时候，我听加利特说她骑了一辆自行车。他说上个星期有两次看到她在路边骑着一辆生锈的老旧十挡变速车，链条拖在变速器上。

我猜她会回来的。去梅菲尔德中学的路很长，等她把树的事忘在脑后，就会重新回到校车上。我甚至发现自己会不由自主地搜索她的身影。不是有意去找，只是希望能看到她。

一个雨天，我以为她肯定会来等校车，但她没有。加利特说看到她穿着一件鲜黄色的雨衣踩着单车，数学课上我发现她的裤子从膝盖以下全湿透了。

下课以后，我跟在她后面，想说服她重新乘坐校车，但是在最后一刻，我还是放弃了。我到底在想什么？朱莉根本不会在意一句友善的关怀，并且完全可能误解我的意思。嘿，伙计，你要注意了！最好还是离她远点吧。

不管怎么说，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让朱莉·贝克以为我在想她。